“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时间：2020-04-27 07:54: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言
作为鲁迅故乡的高校，绍兴文理学院一直把鲁迅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色和重点，是浙江省鲁迅研究会挂靠单位，由校长助理寿永明担任会长。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依托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重点专业、浙江省优势专业、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建设学科，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省级精品课程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市级重点学科等平台，传承既有的学术脉络，从不同的层面与维度切入鲁迅研究。除继续发掘整理鲁迅与故乡的资料外，还致力于从越文化与鲁迅双向互动的视野中对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发生、鲁迅文学的意义与形式等进行深度研究，并先后召开“鲁迅：跨文化对话”、“鲁迅：经典与现实”等国际学术研讨会，确立了在全国鲁迅研究领域中的独特个性与地位，引领了浙江省以及国内外鲁迅研究的趋势与方向。王晓初的国家课题结题成果——专著《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寿永明的《鲁迅与社戏》和《语文教学视野中的鲁迅》，以及近年举办鲁迅研究会议的相关论文集如《鲁迅：跨文化对话——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回顾与反思：鲁迅研究的前沿与趋势——“新时期鲁迅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经典与现实——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这一研究的特色的集中体现。在长期建设中我们形成了一支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本期发表的几篇年轻教师的论文，曹颖群从《死火》分析鲁迅的生命哲学、卓光平整理了《故事新编》的研究历史并进而反思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和误区，薛祖清通过细读重新阐释了《朝花夕拾•后记》中蕴含的鲁迅思想，等等，既从不同方面显示了鲁迅精神的博大精深，又展示了鲁迅研究队伍的青春朝气和蓬勃力量。
摘 要：后人多把鲁迅的《朝花夕拾》称为“创作”，认为它是鲁迅自己的东西，是鲁迅在特定时期为精神和心理寻找驿站和港湾的产物，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而《朝花夕拾》的《后记》则常常被研究者简单化处理，目前仍然关注不足，所论无多。但这篇《后记》的写作方式独特，且与正文中《二十四孝图》和《无常》篇紧密相关，是正文篇幅的直接延展和生发，也是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思想的直接投注和印证，细致地解读这篇《后记》当有助于深入理解鲁迅的思想。
关键词：《二十四孝图》 无常 伪士 迷信
《后记》通常是写在文章或者书籍之后的文字，多用以说明写作的经过，或起拾遗补充的作用，但鲁迅在这部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所作的《后记》却别具一格。从内容上看，这篇后记既不是用于细述写作的过程{1}，也未交代拾遗补充的内容，却是“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不厌其烦地对“二十四孝”和“无常”插画做了一系列的考证、甄别和生发，同时“还自己动手，添画一个我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2}插画，这在鲁迅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也颇引人深思{3}。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本中曾强调自己本无心于作此《后记》，但最后“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而《朝花夕拾》“那一点本文”却不过做了九个多月。很明显鲁迅在这段“纷扰”、“离奇”、“芜杂”的现实生活中，仍费尽心力创作的《后记》应是“独具我见”，可把它和鲁迅精心构筑的《朝花夕拾》的相关文本结合起来，深入探究一番。
这篇《后记》主要呈示的内容和正文中《二十四孝图》和《无常》两篇文章有着明显的勾连，可以说，《后记》不仅仅是对“二十四孝”和“无常”插画的甄别和考证，更重要的是对正文中的《二十四孝图》和《无常》两篇文章内容的补充和进一步生发。《二十四孝图》和《无常》二文是鲁迅为躲避北洋军阀当局的通缉而住进日本医院和德国医院期间陆续写出的文章，这一时期是鲁迅一生中少有的动荡、避居和流离的一年。而这两篇文章皆写得纵横恣肆，体例和内容明显迥异于《朝花夕拾》的其他篇什，主题不仅集中于批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更是对当时 “正人君子”的嘲讽和指斥，是对底层民众生命依凭的宗教信仰的理解和支持。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正是这些‘绅士’、‘名教授’构成了整部作品里的巨大阴影。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所要创造的‘世界’是直接与这些‘绅士’、‘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不仅是两个外部客观世界的抗衡，更是主观精神、心理的抗衡。”{4}而在这篇《后记》中鲁迅更是延续这种战斗的体式，将这一抗衡的思想贯穿始终。
首先，鲁迅在《后记》中对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 孝图》、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以及中华民国九年（1920）《男女百孝图全传》等多种版本的教孝图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甄别、比较各个版本序言中对“郭巨埋儿”和“李娥投炉”等教孝故事的评析和篇目删选的准则，深入解读出这些“二十四孝图”图册编选者的本心和用意。很明显，这些版本都是鲁迅有意选取的，在比较的过程中对编选这些书籍的真伪名士或颂扬或驳斥，都加以辨析。从对肃州胡老先生毅然删改“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的“郭巨埋儿”篇的勇决之举的感佩，到对“纪常郑绩”先生含糊其辞、莫衷一是的揶揄，及对1920年用“男女”二字冠首翻印的《男女百孝图全传》的嘲讽指斥、褒贬互现、抑扬分明。
在鲁迅看来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人认识到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但能像胡文炳这样“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敢于自别于异者却极为鲜见。胡文炳能不随顺旧俗，敢于毅然删改，真诚无伪地将陈旧腐化、不合人情物理者从教孝典籍中剥离删却，笔之于书，才是智识阶层真正的名士、勇士。这正是当时鲁迅正在发现的，呼吁在中国出现的知识阶级。而另外几个版本中提倡传统五伦核心之孝悌观的所谓国粹家，则只是“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的“伪士”。正如唐 在《推背集》中所说：“所谓‘矫枉过正’，所谓‘刻意求名’，仅仅八个字，然而把那位孝子的顺心打得粉碎了。因为要成全这个‘孝’字，便不惜埋了自己所爱护的儿子，‘刻意求名’，这实在是毫无人气的行为。可见古之所称贤人，也还是并非‘真不二价’的。”{5}很明显这些“真不二价的贤人”都是“制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伪士”，这些人“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6}。
《二十四孝图》中那些孝子行孝的故事，原本该是“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7}加以推广，方为正道。但这些“伪士”却蓄意炮制孝道故事，给它披绫挂彩、涂脂抹粉，导人伪诈。正如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所写，原本古说中的老莱子事“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8}。这些“伪士”诱使孩童‘诈’作，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造出许多自以为完美的道德模范，殊不知这些完全悖情谬理的丑恶孝行却“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9}。使得本应是导引孝悌的“二十四孝图”背后，却隐藏谋人性命、悖逆人性、教人诈作的歹毒祸心。如果说鲁迅的正文《二十四孝图》更倾注于通过对儿时记忆的追思，阐释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等教孝故事的反感与驳斥，很明显《后记》则更注重于补充批判中国文化中那帮身为御用文人画匠的“伪士”是如何附庸忠孝，假面诈作、扼杀人性。同时，在《后记》中鲁迅还特地补充引入“曹娥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的故事中关于“抱”字所引发的一系列诡异演绎。“……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10}这原本只是诲淫诲盗的别有居心者篡改正史，扭曲人心的诡计，所幸的是只在民间流布，并未写入正史。因此鲁迅特地检查刻于1872年的《百孝图》和1879年的《二百 孝图》，发现流言自当止于智者，这时候的画师都能忠于原典，并未将此种恶俗之意加以刻画。但让鲁迅深感愤懑的是在1892年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中，却正是父女两尸“背对背”一同浮出的一幕。前后三种刻画版本相差近二十年，但后者不仅不能于前者薪火相传的承接中得以提升，反而是不加明辨的篡改正史，流布荒诞言论。足见典籍在流传演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诈作之人为刻意求名，不仅“诬蔑了古人”，而且“教坏了后人”，使得流言流布。在鲁迅看来像这样“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的“伪士”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大量的存在，他们“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11}。他们“诈作”卫道者的角色，不但延续着腐化的传统文化命脉，而且于传统文化的精义中掺入现代畸形的分子，更进一步破坏了传统文化，朽蚀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势必形成更加堕落的文化形态。
1980年，鲁迅就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这是他留日时期的一个重要观点。1918年，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又特别圈点“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显而易见鲁迅仍在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些伪士大多缺乏“诚”的表现：无自我，无信仰，只会随波逐流，所宣扬的理论也不是发自本心；同时还缺乏爱心，对底层民众压制欺瞒，极尽残酷。因此应以“抱诚守真”的精神痛切地批判这些“伪士”，要使知识阶级里的“盲子”、“伪士”等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幡然醒悟，而灌输诚、爱观念将是割除诈伪无耻的“国民性”的利刃和唤醒国民智性的良方。1928年，鲁迅仍然在呼唤抱诚守真、破除伪诈，成就独具我见、毫不伪饰的真人，在他创作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慈爱的长妈妈、热诚的藤野先生、至死不忘友情的范爱农，以及“人而鬼，理而情，可怖而又可爱”的“无常”，都充沛地表现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诚与爱”{12}。可见，“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终其一生而基本未变的思想主张之一，但所谓“伪士”究其原初当是批驳主张“破迷信”的“无信仰之士人”，而所谓“迷信”并非真的迷信，却是被“伪士”污蔑为“迷信”的正当的宗教信仰所包含的“人类精神中最宝贵的向上的超越之心和朴素的未受堕落的文明所玷污的‘白心’”{13}。这一思想与《后记》的后半段也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人对于鬼神的态度，终归是敬畏的，因为一旦惹恼鬼神，就非灾即祸，令人恐惧。然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却偏有一个“可怖而又可爱”的鬼物——“无常”。他不但“活泼而诙谐”、“聪明正直”、善解人意而且敢于堂堂正正徇私情，是“鬼而人，理而情”的完美集合。在《后记》的后半段，鲁迅着意列举诸种内有“无常”画像的书籍，并做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同时把这些画像作为插图专页印出，并且进行参照、比较，还亲手绘制出一幅记忆中的“活无常”画像。这与正文《无常》篇正相关联，形成了文画互证的同构关系，也与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思想紧密相关。
《朝花夕拾》是鲁迅关于“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是他回忆童年、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的散文集。而《无常》一篇，比之于其他九篇迥然不同，不谈“旧事”，所谈的却是“鬼”事。鲁迅在这篇《无常》里，或是查考“无常”的来历，或是描述“无常”的行状，或是叙写戏中“活泼而诙谐”的“无常”，或是描摹迎神时“庄重与严肃”的“无常”，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民间“活无常”的形象。他所描述的活“无常”从穿着打扮到言行思想，都是按照绍兴底层人民的臆想创造的，使得“活无常”虽是“勾摄生魂的使者”，但是却活在人间。这“活无常”不仅极富人情味、爽直，而且爱发议论，可怖又可笑，是民众心声的艺术投影，寄托着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意愿，同时也是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底层民众的朴素信仰。这种民间的信仰在鲁迅看来“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14}当鲁迅与自称“维持公理”的“正人君子”鏖战交锋时，带给鲁迅精神安慰和支持的也正是这种使得“人心有所冯依”的朴素信仰。在他看来，这种朴素的信仰正是底层民众的“白心”和“神思”，是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固有之血脉”。而且这种民间信仰绝非“伪士”、“正人君子”之流妄论的迷信，而是“反思现代文明的资源，也是构造新价值时可以汲取的资源”{15}。因此鲁迅对“伪士的批判，对‘迷信’的辩解”，都是为了维护这种根植于民间的朴素信仰。但鲁迅在《后记》提到他翻检的书目中所刻画的“活无常”图像却是花袍、纱帽、背后插刀；而拿算盘，戴高帽子的却是“死有分”，与他叙写的“活无常”迥然不同。这里的民间信仰“活无常”明显已被“维新志士”、“正人君子”之流所篡改，成为官方意识的呈现，所以他要自己描画一个特有的“活无常”图像，以除却官方宗教的祸害，倡导民间信仰。
足见，在这篇《后记》中鲁迅颇费心力地对“二十四孝”和“活无常”插画进行甄别和考证，并有意地刻画出自己所记得的目连戏或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的形象，其用意不仅在于揭露“浇季士夫，精神滞塞”的现实，批判“心夺于人，信不由己”的诈作“伪士”，而更重要的是希望“从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到内的漫漫黑暗”{16} ，通过这种正本存真性的颠覆性创设，呼唤“朴素之民”的纯白之心。
{1} 这部散文集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在1927年重新编定的时候，鲁迅将其更名为《朝花夕拾》，同时添写了《小引》和《后记》，关于此书的创作经过和独有的意绪在这篇《小引》中已做相应的交代。
{2}{7}{10} 鲁迅：《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第334页，第336页。
{3} 1927年12月，章衣萍曾发表《关于“无常”》对《朝花夕拾•后记》中有关“无常”的考证阐发自己的见解。
{4}{16} 钱理群：《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 唐 ：《唐弢杂文集•推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7页。
{6}{11}{14}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30页，第29页。
{8}{9} 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第262页。
{12} 许寿裳：《鲁迅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3} 郜元宝：《鲁迅六讲•读〈破恶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253页。
{15} 程凯：《“招魂”、“鬼气”与复仇——论鲁迅的鬼神世界》，《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
作 者：薛祖清，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