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铜粢盛器论楚国的礼制变革
时间：2020-08-26 07:53: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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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周时期楚国的青铜礼器制度呈现出不断复杂化的变革趋势，由以簋、簠为核心的两套礼器组合增变为战国时代以簋、簠、盏为代表的三套礼器组合，这种多套祭器并用的现象亦在中原地区有相似的反映，当是应对东周社会人口增加、贵族群体不断分化、扩张的压力而采取的共同举措。
关键词：粢盛器； 楚国； 礼制变革
Abstract：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bronzes from Chu state is in great changes. In Chunqiu 春秋 period ， the Chu people were using two different sets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were centered on the Gui簋 and Fu簠. But in the Warring States 战国 time， a new set of bronze artifacts， which is generally represented by Zhan 盏，was intentionally added to Chu"s ritual system. This kind of Ritual Complexity was also seen in the Central China area，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 common measure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is time.
Key words：Food container， Chu State， Ritual Changes
“粢盛”者，古代宗庙祭祀时盛放谷物之器，习见于《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之中，为春秋以来的通语。《公羊传·桓公十四年》即有：“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在周代，粢盛器是与列鼎（牺牲之盛）搭配的最主要青铜彝器类别，西周以来便常以鼎、簋组合代表贵族的身份与等级①。但至东周以后，社会结构的巨变导致列鼎制度发生重大改革②，相应地，粢盛器制度也逐渐出现显著变化，在中原地区，敦和盖豆便先后兴起，取代了簋的传统地位，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不同阶层间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途径和方式③。所以，从粢盛器的变迁来考察社会礼制的改革，无疑是鼎制研究之外又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本文即尝试依据考古与出土文献资料，来探讨楚国粢盛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而揭示楚国的礼制变革之路，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异同。
一、 簋、簠、盏与楚国的礼器组合
楚人所用粢盛器主要包括簋、簠、盏三类：簋为“黍稷圆器”，在春秋时期呈圈足或三小支足形，战国后底部加装方座；簠为“稻粱方器”，东周之世独器腹渐趋于竖直；盏则是楚人对于敦的别称，春秋时期为扁体三足形，战国后异变为上下同体的球形，但名称仍相沿不变④。这三种器物不仅在时代上持续共存，并各与不同的铜鼎搭配，形成了一套独特而严格的礼器制度。
在江陵雨台山、九店、太晖观、当阳赵家湖、岱家山等地的小型楚墓中⑤，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图一）：A类为箍口鼎（颈部一周条状箍以承盖）、簠、尊缶（腹部有四穿鼻）组合；B类为子母口高足鼎、盏、圆壶组合。其标准配置皆为两件成组，具有浓郁的楚地特色。A类组合出现时间较早，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至战国晚期；B类则战国初年方才出现，战国末期又被鼎、盒、壶、钫的组合所取代。
在上述地区，A类组合占有多数，但并不意味着使用B类组合的人群身份略低，处于从属地位。例如赵家湖墓地JM15使用A类组合2箍口鼎、2簠、2尊缶，无墓道，墓底面积为（2.7×1.2）平方米，而JM36使用B类组合2子母口鼎、2盏、2圆壶，亦无墓道，墓底面积（2.9×1.5）平方米，比JM15略大。同样使用B类组合的LM13中除了仿铜陶礼器外，还有铜车马器和玉器随葬，又较JM15墓主略显富裕；又如雨台山M544，使用B类组合，墓底面积仅为（2.8×1.35）平方米，但却有一条南向的墓道。而使用A类组合的M516虽墓底面积达到（3.04×1.6）平方米，随葬品亦多于M544，却并未使用墓道；九店M295随葬B类墓底长3.08、宽1.3米，墓内分椁室、头箱两部分，使用悬底弧棺和雕花苓床，同时还有虎座鸟架鼓、镇墓兽等器物（墓主显然为楚人无疑），与九店M262、M537、M618等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都几无差别。
由此可见，随葬A、B两类组合的人群间并无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应属于同一社会等级，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仅是由于丧葬习俗、观念的不同所致。不过从分布范围上看，春秋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A类组合至战国阶段后仅见于江陵及其周边地区，而在楚国的其它地域，代表新兴风尚的B类组合却尤为世人所重。像长沙地区随葬仿铜陶礼器的楚墓共1688座，随葬簠的仅有5座⑥；安徽潜山公山岗101座楚墓中未见一例单独使用A类组合的墓葬⑦；襄阳北部六大楚墓区128座陶器墓在战国时期也均以鼎、敦、壶组合为大宗，不见A类组合⑧。很显然，使用A类组合的人群在固守自己的传统和活动区域，而当时整个楚国基层社会所奉行的主流葬制却应该是B类组合。
同时，另一种现象是上述墓地中身份等级略高者（有墓道、墓内分室、墓底面积在6平方米左右）如雨台山M388、M140、M159、赵家湖JM229、JM49、JM202、九店M410、M296、M526等则会同时兼用A、B两类组合，即为2箍口鼎、2簠、2尊缶以及2子母口高足鼎、2盏、2圆壶（图二）。同样的现象亦见于江陵藤店M1⑨、荆州纪城M1⑩等大量三室级别楚墓中。以荆州纪城M1为例，墓底长4.4、宽2.7米，南向墓道，椁内分头箱、左边箱、右边箱三部分，头箱主要放置仿铜陶礼器，左边箱内为乐器，右边箱内为车马器和兵器，井然有序。随葬仿铜陶礼器共包括A类2箍口鼎（原简报A型鼎）、2簠、2尊缶；B类2子母口鼎（原简报B型鼎）、2敦、2彩绘圆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