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十次党代会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_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实际上，从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1973年出席中共十大，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毛泽东与这横跨半个多世纪的10次党代会之间的故事，耐人寻味。

毛泽东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出席的党代会

大约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委托下，和何叔衡、彭璜等人创建了湖南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出席大会。巧合的是，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28岁。毛泽东虽然年纪轻轻，但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在会上，毛泽东担任记录工作，并就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作过一次发言。

作为党的创建人之一，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带领全党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52年后的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中共十大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提前召开的，但它并没有正确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共十大是毛泽东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此时的他，已经80岁高龄，体弱多病，心力交瘁。不到一个小时的开幕式，都让他力不从心。当时担任毛泽东护士长的吴旭君，对散会时的情况历历在目：“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从中共一大上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到中共十大上步履艰难的老人，毛泽东将其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毛泽东未能出席的三次党代会

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是他没有出席的3次党代会，也就是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的“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那么，是什么缘故导致他未能出席这3次党代会呢？

中共一大后，毛泽东迅即回到湖南，在工人和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员，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除了负责全省的党务工作，毛泽东还先后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正是因为工作繁忙，使他缺席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的中共二大。

遵照中共二大关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精神，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楷模。

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分，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成为中共在这一机构的中心人物。然而，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不仅阻扰毛泽东的正常工作，而且“用尽办法、把毛赶走”。1924年12月，积劳成疾的毛泽东请假回了湖南韶山老家，这使他错过了一个月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尽管没有参加中共四大，但毛泽东在韶山成立党支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在中共四大后的这些举动，无异于他在中共二大后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而且，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为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开卷之作的重要文章提供了依据。他在文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对农民运动的重视，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困境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实现了大会师。为了保存和发展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毛泽东自是无法出席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这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指出革命处于低潮，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并要求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未能出席中共六大的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的斗争是贯彻六大精神的榜样，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领导核心层与正式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党代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1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正式确定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毛泽东担任的秘书一职“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表明该“秘书”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而立之年的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取得的工作成绩。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所评价：“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尽管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后多次受到“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但这也使全党同志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稳步前进。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走向胜利。10年后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755人代表121万党员出席大会。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在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国民党六大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因此，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郑重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就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时隔45年之后，胡乔木就此评论道：“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为什么40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

七大的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就是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就这样正式形成了。

毛泽东难以满意的两次党代会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还提及他参加中共五大的情况：“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阵营内部的矛盾亦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需要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形势并采取果断行动，从危急中挽救革命。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中共五大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但是，陈独秀的报告并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有提出新的方针政策，而是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但他提出的农运决议案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五大未能改弦易辙，特别是没有认真讨论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注定难以承担起在生死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心情苍凉地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的后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同样是一次让毛泽东难以满意的党代会。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结束之时。他在3月间谈到九大文件时明确表示：“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并一再强调团结问题，并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泽东还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三五计划”，把整个局势逐步纳入正轨。

但是，毛泽东对九大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正是这些错误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使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预计和驾驭。

九大难以“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也难以实现毛泽东一再呼吁的“团结”局面。实际上，在准备九大报告时，毛泽东就十分不满陈伯达的稿子，以致推迟会议开幕时间，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当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后，林彪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毛泽东最为高兴的一次党代会

在毛泽东参加过的党代会中，中共八大可以称得上是他最为高兴的一次大会。因为七大以后的11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

为了胜利召开中共八大，毛泽东进行了充分准备。1956年4月25日，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分析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强调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论十大关系》不仅为召开中共八大提供了指导，而且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邓小平后来这样评价道：《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1133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出席大会。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也派出代表团列席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大会，并以一件刻有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情景的象牙雕刻作为向中共八大的献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致辞中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共八大是党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此，大会分析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大会作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七大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史册，而中共八大却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毛泽东从1948年11月开始，在文件中坚持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还专门发出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但是，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不影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丝毫不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已经空前地提高了。或许这也正是中共八大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最为高兴的一次党代会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