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相权演进视阈下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定位及其反思
时间：2021-02-08 08:02: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国古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本质上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因而皇权与相权的演进实质上是领导权威争夺与巩固的问题，即管理者对领导者权威的威胁以及领导者应对以巩固权威的过程。皇权与相权演进需要我们反思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定位问题：领导者与管理者都以组织的存在为前提，都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权责不明确和沟通不足;领导者敌视管理者的重要原因是管理者对领导权威的威胁。并基于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皇权与相权;管理者;领导者;领导权威
一、“百官之长”与“皇权至尊”：管理者与领导者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皇帝制度应运而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①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央一切政令的决策权均属于皇帝。此外还通过一系列规定，赋予和保障皇帝高于常人的名位。[1]纵观古代皇帝统治地位的维持主要依赖三个方面：一是军事上的强制统治;二是君权神授论;三是使得百姓安居乐业，三者是刚性与柔性的相济关系。前两者君主一人可以有效掌控，但是使百姓安居乐业毕竟是实践层面，君主固然至高无上，却难以有充足的精力去具体实施。因此，在秦代中央政府组建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区分了皇室与政府，宰相制度也因之产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 [2]皇帝赋予宰相极大的权力以管理政府，而丞相作为官僚系统的统领，成为沟通百官与皇帝之间的枢纽。[3]
领导者是整个组织运行的发动者，是组织决策和发展战略的制定者，是组织运作的指挥者。[4]管理者则是组织决策和发展战略的具体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和“皇权至尊”的皇帝在本质上就是管理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皇帝作为打下江山的领导者，构思帝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在战略的高度上指挥帝国运行，掌握最高决策权，并引导、激励百官建设帝国;宰相则秉承着皇帝授予的权力和信任，统领百官对具体政务加以处理，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大小事务并向皇帝汇报，从而实现帝国的目标。总之，“皇帝是创业成功的董事长，宰相则是精通实际业务的管理者”。[5]
二、皇权与相权的演进：以领导权威为实质
钱穆先生认为，秦代、汉代和唐代，宰相的地位是很高的，皇帝对其是礼敬有加，例如《汉官六种》中就曾记载“丞相旧位在长安时，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每国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然而自唐代以后，宋代将宰相的权力进一步分割，实际的充当宰相的都是品阶不高的官职。明代更是直接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议立者，论以极刑”，②随之设立了内阁，清代则承袭明代，但在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虽然内阁和军机处在形式上类似于宰相机构，但是其仅仅具有“虚权”，更像是一个参谋机构和秘书机构，一切权力统归皇帝掌握。综上所述，皇权与相权的演进呈现着皇权不断增强，相权不断衰落的趋势。当然，皇权与相权的演进有其内在逻辑，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家天下”由“外人”来管理的可靠性或信任度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因而皇权与相权的演进本质上是领导权威争夺与巩固的问题，就是管理者对领导者权威的威胁以及领导者应对以巩固权威的过程。
领导权威理论虽然是现代情境中发展出来的理论，但是其对抓住了权威来源的核心变量即职位与个人权力，因此具有很强的历史解释力。根据领导权威理论，我们很清晰地知晓领导者的权威来源于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力的综合作用。其中职位权力主要体现在合法权、强制权、奖赏权三个方面。皇帝的合法权力主要来源于“君权神授”的文化禁锢，然而陈胜、吴广起义所宣称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朝的不断更替等不断冲击着“君权神授”的教条式“规律”;皇帝的强制权主要来源于其掌控着国家的军事武装权力，任何一个开国帝王问鼎中原都是通过武力的，其巩固统治、排除异己、维护社会秩序依然依靠的是军事武装，但是依靠武力强制镇压具有两面性，既有可能带来稳定，也有可能激化矛盾甚至还会养兵自焚，在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和兵变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皇帝的奖赏权是基于前两个权力的，合法权和强制权保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官员的政绩加以奖赏，奖赏权本来是一种带有“愉悦”的权力，但是如果奖赏不公，就会导致奖赏权发挥南辕北辙的作用，而历史上奖赏权也多根据君王喜好。另一方面，个人权力由专长权、个人魅力权和感情权等权力构成。如果说皇帝一定具有专长权，那么是十分值得质疑的，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大多数皇帝是缺少统治知识和技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杰出帝王毕竟是鲜有的，即使是他们，也还是要向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宰相求助;个人魅力权和专长权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同样，从历史记载来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素质高超的帝王也是少之又少的;背景权几乎是所有帝王都拥有的，也是其得以统治的关键，中国古代帝王采取的是“世袭制度”，依靠血缘关系获得统治地位;感情权是帝王让百官对自己“忠诚”的手段，往往通过施恩、提拔等方式达到此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个人权力与职位权力的重要性问题，有研究表明，个人权力对领导权威的贡献占有更高的比重，而且个人权力对职位权力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抑制。这也就是说，当皇帝的个人权力不足时，其职位权力的行使就会更偏向于负面影响，从而损害其职位权力。我们总体上可以发现，由于个人权力难以得到保证，皇帝的职位权力也就难以保障，“君权神授”受到冲击、强制权和奖赏权的不良后果，从而表现出对自身领导权威的极度不自信，而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因皇帝授权，加之自身素质高超，在职位权力和个人权力方面成为皇帝的有力竞争者。皇帝为了防止自身的领导权威被宰相的管理权所侵犯，自然而然就会削弱相权，降低其职位权力，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历史上开启削弱相权之门的君主多为“强势君主”，個人权力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那么他们还为什么要削弱相权呢？上面的回答似乎难以解释。这是因为虽然此类君主具有很强的个人权力，但是其职位权力受到了宰相的制约，束缚住了其大展宏图的机会。作为君王，较高的个人权力应该有较高的职位权力来匹配，而职位权力行使带来的绩效又使得其个人权力不断增强，两者相互作用，因而宰相的管理权力便让渡给君主，例如汉武帝设置內外朝制度。
综合上述的分析，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皇权与相权演进的实质是领导权威的问题，是管理者对领导者权威的威胁以及领导者应对以巩固权威的过程。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皇帝的个人权力不足并且影响职位权力的发挥，导致自身的不自信，从而降低宰相的职位权力;另一方面是皇帝的个人权力较高，需要一个较高的职位权力来大展宏图，进而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个人权力，因此采取措施让宰相将管理权力让渡给自己。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实际上都体现了领导者对管理者权力的侵犯，朱元璋之后，领导者与管理者彻底合为一体，都归属于皇帝，领导权威彻底失去了一个管理者的有力的威胁，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合作者。
三、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定位及其反思
余英时说“两千多年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机构演变史，就是君权相权摩擦的历史”，虽然在秦代、汉代和唐代也曾出现皇权与相权的短暂和谐，皇帝信任、授权宰相管理国事，但自唐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与相权似乎是水火不容的敌对者，最终以君权获胜、相权取消而告终。而取消相权的同时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弊端：一是皇帝的负担不断加重，君臣之间少了宰相的过渡，君臣矛盾少了缓冲地带;二是皇帝一人独揽朝纲，难以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和不断扩张的领土，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又难以发挥。可以说，相权取消、君权独大背后体现的是领导者与管理者定位的不合理，管理者并非仅仅是领导者的威胁，更是领导者的合作者。领导者要做的应该是引导和激励管理者，而不是一味的不信任、压制甚至是取消。正是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处理好领导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的原因之一，又或许皇权与相权的和谐程度是钱穆先生对唐代之前褒奖过多，唐代之后则批评过多的原因之一罢。
尽管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历史情境，但是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演进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当代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定位问题。在当代社会，组织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合作的重要性也得以凸显，不仅体现在组织之间的合作，也体现在组织内部的合作。领导者和管理者作为组织发展的战略者和执行者，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角色的缺失都会对组织不利。因此，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定位应该是合作关系，而非敌对关系。那么如何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向纵深呢？求同存异。本文具体给出以下建议：
1、领导者与管理者都以组织的存在为前提，都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因此应该高度重视组织文化的建设，不管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都应该服务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深化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团结意识，凝聚共识。
2、領导者与管理者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权责不明确和沟通不足。因此应该健全完善组织规章制度，明确领导者与管理者的权利与责任。权责分明具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因你是领导者而将责任推卸给管理者，消除管理者后顾之忧，二是保障了管理者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充分发挥管理者的自主能动性。同时应该加强领导者与管理者的沟通机制，充分保障每一个人的话语权，共同对组织问题进行商讨，而不是“一言堂”。
3、领导者敌视管理者的重要原因是管理者对领导权威的威胁，因此应该提升自己的领导力，根据具体情境调整领导风格。领导者应该具备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东西，因此应该主要提升个人素质、培训知识技能、增强个人魅力，从而增强领导权威，这样才能“服众”。同时也应该掌握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境决定自己是关系取向还是任务取向的领导风格。但是不管采取何种领导风格，都应该给予管理者更多的信任，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而非高高在上。
【注 释】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 明史.卷72.职官一.
【参考文献】
[1] 王超.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J].学术月刊，1980（1）37-42.
[2] 周良霄.皇帝与皇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3.
[3] 张荣芳，赵可达.古代帝王调节君权与相权的艺术探要[J].领导科学，2018（34）25-27.
[4] 梁仲明.领导学通论：理论与实践（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5] 龙成鹏.中国历代政府组织的得失——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J].今日民族，2018（1）54-57.
【作者简介】
赵梦涵，女，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