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后发国家不要迷信流行理论
时间：2021-02-13 07:58: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的参与很重要。无论市场作用，还是政府参与，我们都要防止过犹不及。
国际经济正面临一轮新的风险；中国经济则正在进入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时刻和新的战略机遇期。过去六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但是即使国际经济局势继续恶化，中国经济还有很多有利因素，可以维持8%左右的增长。
经济减速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有利条件很多。我们先看政府负债，包括地方投资平台的隐性负债加起来，只占国民经济的40%，这在全球各国中属于很低水平；中国政府动用财政来启动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空间非常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另外，中国城市化水平还相对很低，社会工程、环境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的回报率高，属于好的投资，都能拉动经济增长。再加上国家有那么多外汇，要是把这些有利资源很好地加以利用的话，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维持8%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更长远地看，中国经济维持20年每年8%的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这个潜力就是，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让劳动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使资源从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不断往价值比较高的产业部门的配送。中国要充分利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加速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升级。这个后发优势我觉得还非常大。
人均收入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技术水平、产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2008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都是美国的21%。日本从1951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平均每年是8.6%的增长，台湾地区1975年到1995年，每年是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是7.6%增长。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模式和上述东亚经济体相同，没有理由说未来20年，中国没有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
如果我们真能像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美国21%的基础之上实现20年8%的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均收入约为25000美元，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到那时候，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是美国两倍以上，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可能达到25%。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面临诸多问题，但是让经济增长慢下去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应该在尽可能快的发展当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解决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就算发达国家。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二战后只有28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10%，可谓凤毛麟角；其他180多个国家，基本上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把握未来20年发展机遇，到2030年的时候，可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当然，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应该是思想、理论、文化全方位的复兴。中国应该总结自己和其它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成为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仅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转型的问题，而且对于2008年以后在金融危机中走不出去的发达国家，都会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不要迷信现在最流行的理论
二战后，很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独立了，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发展，为了帮助他们，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出现一个分支叫“发展经济学”，研究怎样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经济学”先后有两波理论：第一波是1940年代～197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热衷于用政府力量来发展先进产业，用意非常好，但效果不太好；第二波是1980年代末，发展理论开始转向，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但是，在1980、19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体制改革以后，其平均增长力率比1960、1970年代还低，而且发生危机的次数和频率更高。因此，有人把这段时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变成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然后变成发达经济体，真正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但并不是没有。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在1950年代、19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主流理论认为应该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尽可能在国内发展先进的产业，而这些经济体是出口导向，都是从不起眼的那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制鞋业、简单加工业开始，但是它们成功了。
中国是计划体制，政府干预太多，1980年代开始推行改革。当时，“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所有体制上的毛病一次性消除。学界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而最糟糕的经济是像中国经济所采取的双轨制。有一个不太被注意的例子是，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毛里求斯的转型，它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体，当时有50万人口，远离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市场，但其改革却取得了成功，成功背后的因素跟中国完全一样，得益于双轨制的经济，继续给予传统产业必须的保护，但是放开了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学界都觉得毛里求斯的做法是错误的。我引用这个例子，是想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循，不要迷信现在最流行的理论。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讲，我们必须回到“亚当·斯密”，学界必须回到“亚当·斯密”，但我并不是说回到《国富论》。所谓《国富论》，其实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在书中讲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他特别强调市场竞争，主张让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亚当·斯密花了19年写《国富论》，发表的时候是1776年，这意味着工业革命导致现在技术快速创新，产业快速升级，他根本没看到。因此，《国富论》假定产业跟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怎样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那当然是市场竞争。他讲的是对的，到今天也是对的。
问题是，现在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部门配置到新的产业部门。这个过程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而这个过程本身，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在升级转型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提高、金融的支持、法制环境的完善等，企业自己解决不了；单靠市场自发力量，许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能不会发生或是速度会很慢。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参与很重要。当然，无论市场作用，还是政府参与，我们都要防止过犹不及。
编辑 李明三 美编 虎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