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

〔摘要〕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个聚焦争议又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呈现出主体的多重统一性、内容的多维一体性、过程的动态复杂性特征。从国家治理视角而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面临民族治理矛盾、全球治理挑战、文化治理冲突、制度治理困境等危机。因此，应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通过培育多民族国家治理主体、建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多民族国家的软治理，以革新国家认同体系，重构国家认同内容，凝聚国家认同力量，完善国家认同制度。

〔关键词〕 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5-0070-06

毫无疑问，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生命所在。自民族国家诞生伊始，国家认同就成为国家建构及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因为“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国家预设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到了现在便化约成一项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国家认同” 〔1 〕16-17。伴随着全球化的蔓延、现代化的扩张、民族主义的复兴，国家认同已演变为一个聚焦争议而又错综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建构始终与新中国的萌芽、诞生、成长和变革相生相伴，是新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和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里程碑。毋庸置疑，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将革新、重构、完善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认同。以国家治理为视角，理解、审视、评判多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危机和构建，这是本文思考和论证的立足点。

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体系

多民族国家是由多个民族基于历史、文化与自然诸多原因共同建立的统一国家，任何单一的民族只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整个国家。多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语言形式、宗教伦理、历史记忆、传统习俗、禁忌神话、地域差异等 〔2 〕，致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这注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历史性。一般来讲，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是认同主体、认同内容、认同过程及认同环境，其逻辑表现为认同主体（公民）对认同客体（国家）的认同过程。

（一）谁来认同：多民族国家认同主体的“多重统一性”。国家认同是主体性活动，离开认同主体，国家认同便无本无根，失去意义。多民族国家中认同主体呈现“多重统一性”特征，即多重身份统一于国家的公民身份。普遍意义上，多民族国家认同主体存在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的重合。认同首先是一个主观性的自我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意识是一切认同行为的心理起点，只有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参与性，才能产生基于自我的多种认同。在特殊意义上，多民族国家认同主体存在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重合，存在民族个体与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之分。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身份是自然的、血缘的，具有不可选择性；民族身份也是先在的、文化的，具有不可剥夺性；无法去除，也无法更改。这是认同主体身上一种“无可代替也无法消磨的特征” 〔3 〕152，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主体资格是公民，公民身份是一种政治身份，是公民在政治社会与政治国家中的成员资格。公民身份的特征是平等与开放：作为国家成员的资格是平等的，而且是可以依法自由选择的。多民族国家认同主体身份的多重统一性决定了认同内容的多元性及认同过程的复杂性。

（二）认同什么：多民族国家认同内容的“多维一体性”。认同内容，即国家认同之认识及实践活动指向的对象及目标，回答“认同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显而易见，国家认同的对象明确指向是国家共同体。一方面，国家是一个由人口、领土、主权、政府组成的“国家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各种组织、结构的多元系统。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包括公民对“国家共同体”在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性认同和公民作为国家成员对国家政权体系的赞同性认同两个层面。由此来看，国家的系统性以及“政治—法律公民身份的赞同性国家认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的归属性国家认同” 〔4 〕影响了现代国家认同内容，表现出多层次、多结构及多样性。

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内容具有“多维一体性”特征，即国家认同具体客体的多元性和整体目标一体性的融合。就国家认同的具体客体而言，因为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既有纵向的层级结构，也有横向的要素结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因而，认同的具体对象各有侧重。从纵向层级来看，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依次由底层基础认同、中层次级认同、高层整体认同重叠、互动构成：底层认同多为自然性认同，认同对象为家庭、村落、社区、单位等国家的细胞单位；中层认同多为社会性认同，认同对象是次国家层面的具体权力形式、各级政府行动；上层认同是政治性认同，认同对象是整体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内容和形式。从横向要素看，国家是主体、客体、时间、空间的综合物。国家的人口要素形成由家庭→家族→民族→国族认识逻辑，构成国族主体的认同；国家的领土要素形成国家疆域、地理空间的认知，构成历史空间认同；国家的主权要素形成对国家政权形式和制度体系的认同，构成政治客体认同。由此来看，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构成多民族国家的横向认同对象体系。纵向的认同层级和横向的认同维度，同一层级和同一维度之间、不同层级和不同维度之间，层级和维度相互之间各归其所、各守其序，并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成多民族国家认同内容的多元性与整体性、结构性与系统性的统一。

（三）怎样认同：多民族国家认同过程的“动态复杂性”。认同过程，即国家认同之认识及实践活动的程序、机制和途径，回答“怎么认同”这个关键问题。从发生学视角看，国家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从国家认知开始，培养国家情感，树立国家态度，确立国家价值，形成对国家心理层面的确认和忠诚。从功能学角度看，国家认同是一种公民行为，行动是公民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也是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公民心理层面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基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践行，体现为对国家权力、公共事务的参与、支持及奉献行为。

多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多民族国家认同始于对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具体特征的基本认知，明白“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是国家认同的起点；在国家认知的基础上，培养热爱国家的情感，树立忠诚于国家的态度；肯定性的政治态度积累和塑造认同国家的政治价值；而思想价值指导公民政治行为，最终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行为。由国家认同认知→国家认同情感→国家认同态度→国家认同价值→国家认同行为，这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通过多民族的政治教化和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而实现。一般而言，国家认同遵循上述心理过程，便形成稳定性、持久性和长效性的认知与实践活动。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一方面，公民个体和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稀释和减损公民的认同感及忠诚度；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存在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文化差异、经济矛盾、国际冲击会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冲突。可见，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过程，国家认同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也存在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二、治理与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石

国家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建构是复杂的政治系统，历经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统治到治理的演变。现代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既需要完善的国家治理，也需要坚实的国家认同。认同与治理对多民族国家而言，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是共同体建构的基石。

（一）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根本问题，它回答“我们是谁”这个公民与共同体必须共同面对的首要、基本命题。什么是认同？何谓国家认同？诚如亨廷顿所言，它无所不在，却又意义含糊、高深莫测。主体视角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某一国家的身份感” 〔5 〕177，是自我认知及归属确认的表现形式；内容维度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 〔6 〕；客体视角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主动认同，由之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公共生活效力” 〔7 〕132。我们认为，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共同体能动的、积极的心理反应并产生归属性情感认知及形成肯定性政治态度的过程。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而国家认同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政治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同、协调与整合过程，是一种具有政治性、普遍性、主体性的认同形式。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是现代政治的重心所在。从国家而言，国家认同是“国家统一性和一体化的前提，是政权合法性和民主化的基础，也是国家稳定性和现代化的保障” 〔8 〕，没有认同，现代国家便无意义，认同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前提。从公民而言，国家认同是一种现代国民意识， 是产生于社会经验中的主体观念，国家认同塑造公民身份，为国家治理培育政治主体。从精神而言，国家认同汇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构成国家治理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和感召力。从过程而言，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认同、支持、规范、激励和整合既是认同的基本行为，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

（二）国家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动力。何谓国家治理？一般而言，国家治理是指国家主体运用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所进行的规范、组织、管理及调控等政治实践过程。国家治理是一个政治范畴，是国家的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的统一体。作为全新的政治理念，国家治理扬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 〔9 〕，它崇尚主体的多元性、尊重客体的结构性、强调过程的动态性、追求绩效的科学性，革新了现代国家的观念，发展了国家的内容，丰富了国家的形式。作为开放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包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层次，回应和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为何治理、怎样治理等国家核心议题，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综合体，既是政道，又是治道，既有宏观治理，又有微观治理；既有静态结构，又有动态过程。作为政治实践，国家治理倡导共识愿景、公私合作、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关注国家功能的实现机制和方式，融入具体意义上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过程，积极推进国家整体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建构的目标，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途径。从价值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正义和效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效率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治理的价值功能为国家认同提供价值导向。从制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法治国家”体系、“民主政治”体系以及“科学运行”体系，注重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及科学性，治理体系既是认同的对象，也是认同的载体。从效能来看，国家治理具有价值凝聚能力、制度创建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科学发展能力、责任控制能力，治理能力包含并强化国家认同。从实践来看，国家治理实现国家从人治向法治、专制向民主、一元向多元、封闭向开放、统治向治理的系统性变革，这是国家认同的现实保障。

可见，国家治理和国家认同既共生、兼容，又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认同，就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反之，如果没有有序的国家治理，也就没有持久的国家认同。而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治理和认同的辩证关系彰显得更为生动，也更加复杂。

三、治理失效和国家认同困境

多民族国家认同是历史性与世界性问题。造成多民族国家认同困境的有主观与客观的不同影响，也有内因与外因的各自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多民族国家治理危机导致的，有民族治理的矛盾，有全球治理的挑战，有文化治理的冲突，也有制度治理的困境，或自上向下与自下向上，或从外到内与从内到外制约和改变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一）治理失效与国家认同的危机。事实上，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是多民族国家自身治理的失效所致，特别是发展中多民族国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传统国家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10 〕。国家治理的失效通常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价值性的治理观念失去凝聚与导向功能，二是结构性的社会系统失衡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三是合法性的制度缺失致使治理体系失效，四是政策性非正义、多变带来国家运行稳定性的流失 〔11 〕100-103。国家治理失效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国家认同危机。首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支柱的制度和政策，是规范、组织、协调主体关系的载体。如果出现体制性不成熟、不完善，公民权利缺乏保障；政策性不公正、不科学，侵犯个体/群体利益，往往引起公民对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不信任。其次，作为发展中转型国家，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显性与隐性矛盾频发、激化，容易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乃至断裂，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与失衡，形成个体或群体被遗忘、被歧视的伤害性体验，引发原始的愤怒与强烈的自我肯定，同时，“国家自身的保护性和代表性角色逐渐丧失了合法性” 〔12 〕316。最后，公民主体性的确立，文化的世俗化扩展，对原先文化价值体系失去信任和忠诚，形成重新认识、评价国家的价值观念，传统政治体制彻底遭到质疑，结果可能发生从价值重估到合法性重建的社会变革。可见，对于发展、转型中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休戚与共，治理危机和认同困境相互交错，国家认同任重而道远。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当今世界，种族民族主义取代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为全世界社会运动和政治理想的基础和语言 〔13 〕1 ，这绝非夸大其词。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生相成，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如同国家之“血肉”，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保障，恰似国家之“骨架”。另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同主体、认同客体、认同基础及认同过程各自相异，国家认同的客体和中心是“国家”，民族认同的对象和中心是“民族”。这些差异在全球化浪潮、民族主义及国家治理失效的多重力量刺激与催化下，产生认同冲突在所难免。第一，从民族角度分析，每一个民族为其存在与发展必然自发形成自我强化的动力，产生民族地位法律承认、语言文化传统保护、公共权力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等独特的利益诉求。当民族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均衡时，就会造成民族矛盾，甚至是族际冲突。久而久之，剥夺感、失衡感的累积必定会侵蚀国家认同。第二，从国家角度分析，统一性、整体性是其当然诉求，在国家政治统一与整合中，共同的民族性是构筑合法性的基石，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要不断寻求“共识”和“统合”。国家整合有时会弱化族群意识，会引起一些民族的心理及行为抵触，如果加上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容易引发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第三，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各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别、经济利益的不均衡、多元文化的差异等都是产生认同冲突的根源。而且，现代化本身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同质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异质、多元的过程，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催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削弱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三）全球治理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呈现出解构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存的趋势。“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 〔14 〕86首先，政治上，全球化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造成国家权力的分层化和中空化，纵向上升为超国家力量的诞生，横向扩展为社群、族群的多元化认同分离，使国家变为一个不完整的决策舞台，逐步削弱它的中心地位与自主性，致使公民身份多重化，引发国家认同的纵向转移和横向分散。其次，经济上，经济全球化奏响了世界市场、全球资本、跨国公司主宰的时代，经济一体化与利益原子化相结合， 以个人、企业为核心的资本利益观销蚀、冲击国家的整体性观念，软化了国家的政治认同。最后，文化上，全球化是多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互动和融合的过程。多元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观念思潮此起彼伏，文明的冲突便难以避免。“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 民之间的冲突。” 〔15 〕6传播媒介革命和消费主义，构筑了一个所谓“全球网络共和国”，模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概念，国家的文化边界正在消除，使公民对自身归属产生了迷失，国家感、集体感无从体验；意识形态霸权、文化殖民主义搭乘全球化的便车，持续弥漫、渗透，加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

四、治理现代化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重构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已然是全球化时代的客观事实，导源于内驱与外压的交互作用，兼具常态性和时代性双重特征。如何面对挑战和困境，重构和提升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可供选择的答案必然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强化国家认同。

（一）培育多民族国家治理主体，塑造国家认同的公民身份。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活动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力量。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现代民主国家人民是主权者，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当然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人民在阶级结构上表现为“士、农、工、商、兵”，在社会分工上体现为“党、政、企、社、民、媒”，而在多民族国家认同中，则化约、呈现为两种资格：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

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民族身份的差异性。所以，确立超越不同民族、宗教、语言等多元文化共同体差异的平等的公民身份，是强化国家认同的首要任务。因为，“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 〔16 〕。公民身份既是一种政治身份，是政治主体现代性表达；公民身份也是一种法律人格，是以权利和义务表达的法律地位与资格。公民身份把具有不同民族认同的民族成员的地域原则和政治法律原则联系起来，在包容与超越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树立起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因此，确立公民身份，培养公民心理，维护公民权利，保障公民利益，形成公民人格，是通向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

（二）建构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制度载体和结构系统，实质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集合。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治理结构的系统化、治理制度的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以及治理手段的文明化。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是立体、网状的系统：“根、干、枝、叶”纵横交错，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需要制度体系的支撑。在此方面，各国国情不同，制度体系显然也不相同。从我国来讲，第一层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完善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展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及基层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这既是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政治原则。第二层次，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相适应、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国家权力体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第三层次，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优化民族政策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特殊制度安排，完善少数民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健全各民族群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制，使不同族群成员通过对话、协商与妥协来解决差异与分歧，改进与优化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为国家认同提供组织化、制度化、政策化保障。

（三）提升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强化国家认同的力量保障。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治理主体、协调治理关系，推进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体系，宏观层次由执政能力、改革能力、创新能力与发展能力构成，中观层次由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力、规划能力构成，微观层次由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督导能力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国家各项能力科学化、效用化及实践化的过程。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需要国家能力的保障。政党层面，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推进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规定国家认同的目标和方向，是国家认同的根本保证。政府层面，优化权力结构，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行政，建立透明、公正、廉洁、高效的服务型与责任型政府；积极改善民族关系，提高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为国家认同奠定政权支撑力。市场层面，形成经济制度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相统一的经济治理结构，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夯实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社会层面，培育社会组织，建立社会服务与社会安全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民族地区的民生建设，化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创造国家认同的社会条件。

（四）优化多民族国家的软治理，创造国家认同的精神条件。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维系和发展以“国家共同体”作为基础，国家只有在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和共同制度下才能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国家的力量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家的治理也包括硬治理和软治理。“软治理”是基于文化的塑造、提升、促进国家有效治理的过程。文化是国家最可依靠的力量和资源，国家“软治理”最终依赖国家的文化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离不开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和软治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交叠共识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无论是社会动员和整合，还是制度运行和效能，都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是满足国家自身的需求，二是满足社会精神生活的需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民族之本、兴国之魂，是树立、巩固统一性的文化认同基础。其次要全面培育和建设现代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多元包容型、民主参与型的现代主导政治文化，它塑造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价值，构筑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公民政治心理。最后要坚持变革文化体制、丰富文化市场、创新文化产品、改革文化教育、推进文化传播，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缩小文化差异， 促进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多民族国家既是“国家共同体”，更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人是国家的主体，制度是国家的架构，文化是国家的精神。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坚持不懈，才能开花结果；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国家认同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综合治理，相辅相成，才能成功。

参考文献：

〔1〕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National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肖 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5〕黄 岩.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的目标建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6〕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

〔7〕江宜桦，李 强.华人世界的现代国家结构〔M〕.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8〕蔡文成.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4）.

〔9〕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

〔10〕〔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J〕.郭忠华，何莉君，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1〕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3〕〔英〕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4〕〔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6〕〔美〕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J〕.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