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制失败中的市民社会因素

摘要：一个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应该能够起到防止专政滋生的作用并成为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必要条件。然而，市民社会不一定必然地导致民主制，它与民主制度的博弈还要取决于其内部结构和民主力量的强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市民社会反而成为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温床。德国市民社会的活动使大众逐渐退出政治生活，削弱了自由党派的力量，最终使纳粹有机可乘。

关键词：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新托克维尔理论； 魏玛共和国

中图分类号：K516.4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1-0062-03

“市民社会”是近些年理论界持续讨论的一个话题。它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代名词，更成为学者用来解释历史发展模式和后果的一个重要理论。普遍观点认为，一个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应该能够起到防止专政的作用并成为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必要条件。许多学者也用它来解释西欧封建制度的衰亡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近代以来，西欧——尤其以英国——的发展模式更证明了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市民社会是否真的和民主制度具有必然的联系呢？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例如，谢里·贝尔曼（Sheri Berman）就指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传统和国情，市民社会不一定能够成为民主制的沃土，相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如魏玛共和国——它会成为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温床。因此，市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博弈还要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和民主力量的强弱。

一、 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历史演变

现代语境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指称与含义。

从指代对象上而言，它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原形是“koin nia politik”，[1]指的是古希腊时期特有的城邦国家。后来，西塞罗把它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既指国家，也指“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到了14世纪，societas civili被译为civil society，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内涵上讲，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政治体制最具特色的是直接民主制，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Polites），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以代议制的形式出现。因而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衰落，亚里士多德的市民社会概念到古罗马时期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实体，不过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3] 的理念却保存了下来。后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市民社会的概念。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概念与近代市民社会的概念还有相当的差距，因为这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将“市民社会”概念赋予哲学涵义并使其发生质的飞跃应该归功于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性的伦理范畴。市民社会是“各个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基于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和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4]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他所指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有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市民社会指的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关系，从狭义上讲，它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

20世纪以来，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形成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由葛兰西发起；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以哈贝马斯为主要代表。葛兰西将社会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前者指国家或政治，后者指各种私人组织或民间社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将“市民社会”看成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种区分标志着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新的转向，即从经济领域的讨论转向了文化领域。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文化系统，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privacy sphere）：指由市场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的经济子系统，与之相对的公域（public sphere）则是指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有机体，它包括团体、俱乐部、党派、沙龙、报纸书籍等。[5]

二、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

历史演进所展现的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互动发展的历程，同时又纷呈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样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发展，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主流涌动。

中世纪的神权、王权和贵族特权凭借领主分封制，把政治原则彻底社会化了，“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6]从而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生长和权利伸张提供了有机土壤和生存空间。正因如此，市民阶级才得以与王权联合起来对抗教会和贵族，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进程，使西方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文化和利益集团的观点取代原来经济和阶级的观点来解释民主的产生，形成了所谓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该派别的代表人较少地赞同社团的直接政治功能，而是强调它们间接的心理和道德功能。他们认为，市民社会对建立民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由民主必须依靠市民社会团体中“社会资本”才能良好地运作。为了衡量和解释民主的成功，帕特南（Putnam）使用了“市民团体”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市民社团对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及稳定功不可没。社团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的成员灌输了合作、团结的理念和公共精神，有助于社会有效的通力合作。”[7]

法兰克福学派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认为，欧洲向愚昧的堕落主要归因于欧洲大陆大部分的中间团体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衰落；科恩豪泽（Kornhauser）的《大众社会的政治》的基点正是托克维尔所警告的“如果人们想要保持文明或者变得文明，那么相互间的联系及合作必须以与和平条件的发展相适应的比例增长和发展。”[8]大众社会的理论家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疏远了市民个体间的联系，将他们变得毫无根基并向往归属感。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极左或者极右的动员所吸引——除非他们自己能够通过组织化的从属关系和参与建立一种共同的联系。

按照这种理论，市民社会是折磨大众社会的政治病毒的解毒剂。通过参与各种组织，市民团结在一起，培养出民主统治必需的技能，而且满足了大众对大集体的向往。据此观点，魏玛共和国解体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典型的大众社会，但在内涵上却缺乏良好的政治教化，因此，它对于集权主义的煽动行为极其缺乏免疫力。

三、 德国市民社会与魏玛民主制度的崩溃

按照上述论点，市民社会的存在促进了民主制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西欧的发展历史的确遵循了这个模式，并且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用这些理论来考察魏玛共和国时，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事实并不总是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民主政府只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就是无懈可击的。”[9]相反，正是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毁灭了二十世纪初这一最重要的民主经验。

1. 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市民社会

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方志愿者社团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全国性的社团也迅速发展。一战后资产阶级政党得以重建，他们许诺要成为真正的“全民党”并复兴德国社会。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斗争使他们越来越难以获得选票。并且这一危机还在恶性循环：一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政治结构的虚弱迫使许多市民向市民社会组织寻求援助和支持；而另一方面，社团生活的迅速发展又破坏并损害了共和国本来就不牢固的政治结构。其后果就是：在平行层面上高度组织化，但在垂直层面上分崩离析的社会成为纳粹崛起和最终夺权的沃土。因此，社团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还不如说前者是对后者的背离。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改造国家政治生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努力失败了，1922－23年的通货大膨胀成为转折点。“20世纪20年代末，独立的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他们的收入与无产阶级的收入难以区分。”[10]经济混乱使得所有的团体更加关注他们的社会经济利益，提出更加尖锐苛刻的政治要求。因此，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选票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急遽下降。中间阶层受到的压力和挫败感在社团活动中不断增长。广大中间阶层日益脱离了没有成效的自由派政党，转而投入到俱乐部、社团和爱国组织当中。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方式和实质都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受到不断增加的政治张力的刺激，在社会组织中普遍弥漫着一股空前的无政治主义的风潮，地方资产阶级的权威在社会和政治上不断分裂。[11]

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新托克维尔理论的倒置：市民社会组织非但对共和国毫无贡献，而且还暗中破坏它。“中间阶层对共和国越来越疏远并怀有敌意，它们的精力没有用在建立以政治为第一要义的组织上，也没有用在老精英们领导的传统的中立和右派的政党组织上。取而代之的是中间阶层的激进队伍抛弃了这些组织和它们的领导人。”[12]

2. 魏玛时代市民社会与纳粹的崛起

两次大战期间德国中间阶层的“参与者”（也被称为行动主义者）在纳粹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对象。例如，科泽尔（Koshar）描述了马堡市社会行动主义者在建立纳粹组织过程中的关键地位。1930年纳粹在选举中获得大胜时，有一大批来自市民团体的拥护者为其大张声势，拉拢选票，诋毁政治对手。

行动主义者不仅仅创造出强大的竞选机器，而且帮助纳粹党在地方社团中稳固扎根，这是其他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无法企及的。纳粹利用他们的地方组织设计出符合马堡市特殊社会氛围的政治宣传方式和政治事件，使得纳粹党看起来充满活力而又平易近民，这与精英阶层的自由派政党及保守派政党的高高在上大相径庭。

纳粹党不仅仅利用了其成员业已拥有的团体关系，而且还有意将行动主义者渗透到更广泛的资产阶级组织中，以此来消除潜在的政治对手。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乡村中间弥漫着对政治现实的沮丧和失望情绪。于是，纳粹在1928年重新制定了它的农业纲领，废除了原来侵犯农民利益的党纲，关注乡村居民的特殊需求。[13]

帝国农业联盟（RLB）是德国农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该联盟拥有560万成员。它与许多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右翼的德意志人民党（DVP）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都有合作。但是，许多帝国农业联盟的成员慢慢开始厌恶纳粹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因此，为了在农业领域保守其控制力，1931年纳粹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后，纳粹农业政策的核心人物——R·瓦尔特·达雷（R. Walther Darre）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将纳粹分子安插到帝国农业联盟的领导机构中。他认为这个计划将在1932年的选举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久他成功地使一名纳粹党员成为帝国农业联盟主席之一。其后在1932年的选举中，帝国农业联盟确实站在了纳粹一边。

德国政治生活中的真空地带给纳粹提供了结盟的黄金时机。纳粹党利用了魏玛社会中市民组织的紧密网络拉拢了大量的来自中间阶层的行动主义者，正是这批力量使纳粹党渗透并控制了国家政治结构的根基。到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渗透并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社团，最后打通了困扰德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党政治之间的隔阂。在这个基础上，希特勒实现了德国政治家长期逃避的两个目标——有效的政治机器和真正跨阶级的合作。在纳粹掌握大权和资产阶级政党被驱逐出局的情况下，兴登堡发现继续忽视希特勒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当经济危机袭来时，广大选民们最终抛弃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背弃了他们的共和国。

四、 总结

综上所述，不了解德国市民社会的地位就无法理解纳粹的崛起，不了解德国软弱的政治制度就无法看清其市民社会的轮廓。德国的市民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规模庞大且种类繁多，这种状况本应能够为成功的民主实验提供肥沃的土壤。然而，市民社会的活跃发展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背道而驰，软弱的政治制度非但没有减少社会分裂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魏玛时期德国主要的问题并非是市民社会的虚弱而是政治制度的无力。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拥有高度主动和灵活的公众同时却具有低水平的政治制度的社会常常会导致不稳定，混乱，甚至暴力。”[14]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结构非但没有回应民主的呼吁，反而阻碍了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结果，市民的精力和兴趣不得不向私人社团活动倾斜，这些社团基本都是建立在共同的职业、兴趣或者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社团的活动使大众从政党和政治中析出，转而投向俱乐部、志愿者队伍以及专业组织中，从而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衰亡并推动了希特勒的崛起。此外，魏玛时期种类繁多的社团生活为培养纳粹骨干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倘若德意志市民社会能够像英国那样在纵向的层面上再强大一些，联系再紧密一些，那么20世纪的历史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模样，纳粹是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挖掉魏玛共和国的墙角。事实上，正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根基上纳粹党迅速夺取了政权。

因此，充分发达的市民社会并不总是预示着自由民主的社会。只有当市民社会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前提，它才能如托克维尔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选择哪种政体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亨廷顿所解释的那样，一个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诉求一个公认的稳定政权。政治制度（必须）充分强大到能够给合法的政治秩序和执政的政治团体提供可靠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那么社会将缺乏用以定义及认识他们共同利益的自信和能力。[15]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指协会、结社、结盟的意义.civilis可市民、私人权利.

[3]Jean L. Cohen，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 Political Theory[M].Press of MIT，1992.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方朝晖.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8).

[6]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9]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8]Sandor Halebsky.Mas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Larry Eugene Jones. "The Dying Middle": Weimar German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Bourgeois Politics.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J].1972，(5).

[11]Koshar.Social Life， Local Politics， and Nazism: Marburg 1880-1935[M].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12]Detlev J. K. Peukert.The Weimar Republic[M].Hill and Wang.1989.

[13]J. E. 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the Swastika: 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1945[M].Sage，1976.

[14][15]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责任编辑 刘凤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