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的历史
时间：2021-02-18 08:02: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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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拨乱反正30余年的今天，仍有某些年轻史学者研究民盟历史时，不顾历史事实，继续伤害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70余年的“中国民主同盟”，这是非常不利于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的。
我今年已满92岁，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关于民盟的一些事再不写出来，会对不起历史，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民盟烈士，对不起为成立民盟艰苦奋斗的民盟诸前辈。
解放以后，关于民盟解散问题，由于受到康生、陈伯达极左思潮的影响，片面地曲解历史，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在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的注释上，说什么“民主同盟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这完全与事实真相不相符合，其结果使民盟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乖违史实，极大伤害了与中共并肩战斗的忠实朋友。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这条注释做了校订工作，他们查阅了这一事件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访问了亲历其事的有关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强令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张澜被迫签署解散公告并坚持斗争、民盟盟员转入地下活动及民盟总部的恢复等史实，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央文献研究室最后作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考订与修改——关于1947年民盟总部被迫解散问题”的结论（原载暸望周刊1991年第26期）。结论最后明确宣告“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作为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了民盟的政治纲领，立场是坚定的”。
作为亲历者，我想详细地回忆当时的史实。
由于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矛盾日益尖锐。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蒋介石发表“戡乱建国”演说。民盟为了维护民主正义事业，仍然坚持原有主张。
7月9日，我父代表民盟发表谈话，严斥“总动员令”，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与民盟之间的矛盾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董显光攻击民盟“通匪”，“执行中共地下路线”，并捏造许多谣言，指责民盟，参加“叛乱”，为迫害民盟制造舆论，形势非常紧张，特务经常在我父的住处四周活动。四川朋友们劝他回川，他惦念着民盟的前途和盟员的安危，决定在上海坚持斗争。我在他身边一同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他那威武不屈的性格至今仍在我脑海中萦回。
当时，我和父亲等人住在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同住的有银行职员。
此时，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已撤回根据地，1947年3月7日交民盟代管其南京和上海的房产。民盟总部即搬入梅园新村30号中共办事处办公。而在上海的部分民盟领导人则到马斯南路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办公。
民盟留上海的中委们常到集益里聚会。到了10月下旬，突然有警察包围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也跟着来了。我父虽知环境险恶，生死未卜，但处之泰然，每天下午照常要我陪他出外散步，特务尾随在后，亦步亦趋。
10月27日上午，民盟在沪中委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十多人聚集在我父亲房内开会，为了弄清情况，抗议特务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位，决定派代表黄炎培、叶笃义与在南京的罗隆基三人同国民党交涉，叶笃义当晚先去，黄炎培第二天乘早车前往。在车上见报得知，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董显光在报上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父亲也看见了报纸，已无法与他们联系。车到了南京，罗隆基、叶笃义早守候在车旁，三人匆匆忙忙到美国使馆，见到司徒雷登。司告诉他们解散民盟是蒋介石下令的，他不能更改。
后来，上海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强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几位同志也搬到集益里来住，大家静待着南京的消息。
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我们住房楼下客厅和门前立即聚集了大批特务。
11月5日上午9时，父亲又召集在沪中央委员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在膝上作了记录。解放后，民盟内部发生争论，他将记录交给周新民，此记录交周新民后，如石沉大海。）在集益里开会。不知什么原因，在上海的章伯钧没来出席会议，后他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会议先由黄炎培报告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经过，罗隆基、叶笃义相继发言。他们在南京争议之点，在于民盟坚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政府如欲取缔，必须公开宣布解散令，而国民党则要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如果民盟不自行宣布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部中委，各地盟员也要登记。蒋介石派他的亲信C.C集团头子陈立夫办理此事。陈立夫约三人谈话，强逼黄炎培一人进屋执笔写解散“公告”，写好后立即交陈过目。临行特别叮嘱要求将公告的稿子带回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由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算数，就要逮捕民盟全体中委，各地盟员也要登记。
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一贯之主张，不幸战祸愈演愈烈，同人处此惟有痛心，更无为国服务之余地。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当经公推常委黄炎培代表同人自沪赴京与政府协商善后事宜，经政府提示善后办法如下：（1）政府已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希望民盟自行结束，解除负责人之责任。（2）关于房屋……（略）。当经常委黄炎培答复如下：‘（1）民盟既经政府认为非法团体，唯有通告盟员停止活动，自经通告，以后盟员如有言论，自应由个人负责。（2）关于房屋各点自当照办。（3）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并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4）各地盟员，政府如认为有违法行为以及先经因案被捕者，均由政府依法处理。如无共产党党籍实据，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以上（2）（3）（4）各点是否可行，候示’。至报端发表各种文件，有盛责民盟之处，多违事实，此时未拟置辩。
政府示复如下：（1）如民盟能遵照内政部发言人所公布的命令正式宣告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各地民盟的登记手续可以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2）凡因案被捕之盟员，由司法机关调查实据，判定其为非共产党党员或非为共产党工作者，自可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之规定。合将洽经过情形公布周知，并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尚希公鉴。
公告念完后，黄炎培补充说国民党起初不同意罗隆基离开南京，后来交涉几次，方同意来上海，但不能离开上海一步，离开了就不保证安全。
这天早上父亲受风寒，躺在床上，静听大家发言。一开始，沈钧儒就问：“有没有更改的余地？”他们说：临行前，陈立夫交代，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就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
这时，全屋一片沉静，鸦雀无声，罗隆基挨着史良坐，他俩互相开起玩笑。沈钧儒是史良的老师，见状大发脾气，拍桌上一巴掌，大声吼：“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其他的人均未吭声。
后来开始讨论，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办法。
大家对各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民盟是公开活动的组织，没有后方，没有退处，中委全都是暴露的，基层盟员也大多数是暴露的，登记了，自首是叛徒，不登记，抓到了就是死，还可能波及很多无辜。
从早上9点讨论到下午3点，守候在楼下的特务们，不时上来敲门，逼问“开完没有”。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照原稿一字不改，以我父亲名义送报馆发表。
送走大家后，父亲在房内走来走去，至夜通宵不眠。他向我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了。为了掩护总部诸公安全退却，并号召盟员转入地下活动，自己决定承担风险。
第二天一早，由他口述，叶笃义执笔，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本人昨日忍痛通知民主同盟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员会之解散，然本人对于中国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奋斗。
他让叶笃义与陈新桂送各报馆，很多报纸不敢登载，只有苏联的《正言报》登了出来，《大公报》寥寥数语以新闻报道形式报道了这个声明。
这一“声明”虽很简短，但用意深刻，措词鲜明，他把反动派的视线集中引向自己，既掩护各中委撤退，又号召广大盟员继续战斗，披肝沥胆，大义凛然。
自己撤退后，没有向自己的忠实朋友做出任何建议，没有帮助忠实的盟友隐蔽、撤退，只是要求盟友帮助保管自己的房屋、财产。反过来，埋怨忠实的盟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民主同盟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这是很不合适的。
11月5日会议后，沈钧儒在集益里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间，两位老人日夜磋商。一个月后，周新民（中常委、党盟交叉）又自香港回上海。因沈钧儒留上海危险。决定让他冒险化装潜往香港，筹备召开三中全会，否认民盟的解散。张澜年纪大，行动困难，因特务监视甚严，不易脱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妄图以大西南为反共基地，他对在大西南有很高威望和人脉关系的张澜很是忌惮，为保持西南稳定，估计他暂不会让特务公开下手；另外，中常会开会时决定，上海支部500多盟员立即转入地下活动，必须有负责人留在国内。这样，决定张澜留下，坚持斗争。
对于三中全会，我父亲是知道并同意的。开会前派黄应乾去联系过。还派在上海的青年中委罗涵先去出席会议。
沈钧儒在三中全会闭幕词中说：“我们接到上海同志们的来信，他们和我们完全采取了共同一致的意见，这是开会中值得我们骄傲的，”又说：“上海同志们的来信说，他们对新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路线每一句每一字都同意。”（《民盟文献》399页），会议还决定，在张澜主席不能来港期间，暂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香港临时总部的地址设在我父亲的好友吴晋航的和成银行香港办事处内，活动经费是我父亲向刘文辉，龙云募集的，均由上海和成银行汇去。受出钱人委托，只有我父亲才有开支权。除资助临时总部外，还支持了上海500多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救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释放的被捕盟员21人（其中中共党员6人），以及支持其他地方民盟的活动等。
我父亲从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1947年至1949年我们住在上海的日子是很艰苦的。除了政治压迫外，经济压迫也不小。当时，战火连年，经济大崩溃，物价一天涨几次，公教人员和工人都在饥寒线上挣扎，我父亲虽掌握活动经费，但自己不动分毫。我们住在集益里的生活仍是和成银行招待，勉强温饱。
为了老人的健康，平时散步时，我常在地摊上挑选价格低廉的食物，早上在菜市上买点破壳鸡蛋作为营养品。
那年冬天特别冷，屋檐下结了长串的冰柱，没有火烤，小偷又偷走了父亲唯一的御寒皮衣，后靠四川的哥哥做来一件棉袄过冬。
78岁的老人在大雪纷飞时独坐窗前，看书写字，研究古代哲学。他特别重视“义”，请人代书自励集语，悬挂床头，首句是“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写了《四勉一戒》及《墨子·贵义》、《论五常》等文，对古代哲学作了很多新的解释，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国外爱好和平的记者来看他，他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侃侃而谈自己的政见，刊登在外文报和上海申报上。
1949年1月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派甘介侯来上海，要民盟留在上海的中委去南京，他们都严词拒绝。那时父亲已感右半身不遂，眼睛也有毛病，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和副院长郑定竹出于正义感，欢迎他免费住院治疗。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进川负隅顽抗。怕四川省主席邓锡侯靠不住，先撤了他的职。邓锡侯很气愤，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劝他丢掉了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其他部队，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
后来刘文辉到南京，派代表杨家桢来见我父亲，我父亲也劝刘文辉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
不久，蒋介石派张群就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临行，来上海见我父亲，我父亲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跑，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释放被捕盟员，停止征兵征粮。张群在我父大义感召下，表示接受意见，回到四川，经交涉释放了关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21位民盟盟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又将征兵名额由42万人减至6万2千人，取消了准备新建的6个师，并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事后，张群通过范朴斋（留川民盟中委）转告我父亲，表明他实践了诺言。
当年，民盟总部留沪人员一直没有停止地下斗争，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并与香港临时总部联系。他们对民主事业是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也是信任的。1949年3月平津解放，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我党邀请在上海的我父亲和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罗涵先、杨卫玉、冷遹等参加，事为国民党所阻。
上海解放的前一天，我父亲由地下党营救脱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来看他。6月父亲离沪，去北京。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来车站迎接。次日，毛主席亲来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他。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我父亲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临吊唁，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执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历史终要恢复它的真实面貌，是不容任何人歪曲的。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