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书生谋国直堪笑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名东荪，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钱塘县人。在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1886年12月9日，张东荪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张上当了一辈子县令，虽然为官清廉、屡建政绩，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由于仕途无望，他转而将兴趣投到文学方面，诗文造诣不凡，尤精词学，这对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产生了很大影响。张东荪的兄长张尔田自幼聪明，承袭家学，文名早著，有著述多种传世，后来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张东荪从小在父兄督责下勤修中国古典学术，接受系统的训练，并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下形成了关注民生疾苦、重视独立自由精神的士大夫气质，这种人格气质影响了他的一生。

西方哲学的痴迷者

少年张东荪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西潮激荡的时代。1904年，他获得官派留学资格，翌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当时国难深重的时局下，为了救国图强，多数出国留学的中国学子选择法政或与实业相关的学科，而张东荪选择哲学，这就很不寻常，这和他早年接触佛学有很大关系。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早年研读佛经培植了张东荪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

留日时期的张东荪，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他对西学的痴迷与蓝公武等人的交往密切相关。到日本之初，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在这种触动下，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从这个时期开始，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痴迷于西方的科学与哲学，预示了他未来走向“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学术取向。

“进士”政论家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学成回国。从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许多旧学根底不深的留洋学生回国之后处境不佳。随着国事日危，国运日蹙，清政府被迫改变叶公好龙的态度，开始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授予一些归国之后表现出色的留洋学生以科举功名，以提升他们在士大夫和国民中的认同度。因此，张东荪归国以后，虽然科举制在1905年已经废除，但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张东荪和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太和殿面见了皇帝，进行殿试，并被清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功名。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腐败保守的清王朝覆亡，张东荪那一批进士因此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末代进士。

面对国势日艰的危局，张东荪这个末代进士承袭了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为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时身居北京的张东荪正热心撰写政论性文章，闻讯立即南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随后，南北议和，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随后北迁。张东荪选择了退出新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办报议政。

这一决定与他对当时社会、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现实政治的体察有关。三个月的从政经历使他看到了眼前中国政局的困境，他认为国家此时急需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并不在做具体行政工作，即“干政治”，而是监督政府启发民智，即“评政治”。他认为“干政治”与“评政治”是不同的，“前者作政论是为了政治的，后者却只是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他认为，“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是极为活跃的政论家，其政论主要是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对西方宪政精神有精深造诣的张东荪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反对革命和专制统治，他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又撰文进行抨击；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张东荪主持下的《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此后他又大量撰写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为了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出路，张东荪做出了他最大的努力，只是当时南北军阀一味为了各自的政治野心，各路政客们对这位进士政论家的呼声充耳不闻。1927年，张东荪有感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

“科玄论战”与“哲学论战”

的健将

实际上，张东荪从来就没有脱离哲学，他一直是那个时代中国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因为这是和他文化救国的信念息息相关的事业。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张东荪曾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在五四时期，张东荪就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张东荪就开始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文化认识论。当时的中国学人要么是彻底地崇拜西洋科学；要么是固守中国文化优越的论调。和这些人不同，张东荪却做到了对中西方思想的融会贯通，他看到了单纯的科学崇拜对拯救中国无济于事，科学观念一定要结合中国传统的重视人的思想，这是迄今都非常先进的思想。时人张青元对张东荪哲学造诣的评价是：“张先生之可钦，因为他的学风纯是中国的；他虽浸淫于欧洲思想，而绝不盲从欧洲思想，他不曾到过欧美，然而他读的西洋典籍，据我所知，却比任何一个留学生都多。”张东荪这种学术上的功力充分地展现在了他当时参与的两次探讨中国走向的文化大讨论上。

第一次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其时，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寻求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那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阶层很容易地就发现，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接受中国文化所缺少的科学精神。这一观念之所以流行，显见的原因就在于时人认识到，西方列强的确是依靠他们运用科学发明的坚船利炮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的凌辱，中国要摆脱受压迫的地位，必须依靠科学强壮自身。这一认识由于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的来华讲演而得到了加强。杜威在中国讲学时指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是中国文化的短处所在。有鉴于此，杜威因此强烈地主张中国知识界把移植进的西方近代科学的观念扩大成为整个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思想革命，从个人道德、人生观直到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一大批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追随者为此欢欣鼓舞。

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列强由于争夺世界殖民地而产生矛盾时，最终把他们自己的科学成就用于了自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这种悲剧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反思，他们开始反思凡是科学的就是美好的迷梦，英国哲学家罗素是这一思潮的代表。1920年来中国的罗素极力赞赏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人生观与伦理观与西方的大异之处，是不求个人神化或来世的解脱，而求达到现世的和平繁荣的生活。相比之下，西方最突出的优点是科学方法和实践效率。他希望两者在未来能够得以结合，以生发出一种既尊重人的价值又能肯定科学技术功能的新的文明价值体系。在罗素讲学的过程中，张东荪是陪同者，罗素的转向仿佛印证了张东荪的先见之明。

杜威和罗素的态度体现了对科学功能的信任和怀疑的两种不同态度，由于它直接关涉到还未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前途和方向，因此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刻反思。1923年2月14日，张君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他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之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唯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的演讲激起了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地质学家丁文江的猛烈反击。丁文江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科玄论战”由是展开，张东荪站在了玄学家的一边。1923年6月9日张东荪发表《劳而无功》一文，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他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

这里我们不评论科玄论战的功过得失，只需指出，这一次论战虽然的确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时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他以这个思想体系为武器，对流布于当时的各种思潮展开了批评。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挑起了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这一论战持续了两年多，期间，张东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唯物辩证法，1934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在该书“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同样，这里我们不便评论这场论战的得失，但没有疑问的是，这场争论为张东荪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最终接受和她的合作准备了思想条件。

以死抗日的爱国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张东荪爱护青年，又为祖国而不惜以死抗日的爱国主义行为符合他的文化信念所贯穿的道德精神。

“东方的华莱士”与北平和谈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贯反对一党专政的张东荪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参加新政协，以期在中国实现和平，建设宪政的新中国。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为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团结对抗国民党的专制行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6年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张东荪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热爱并鼓吹和平的他于1946年5月22日，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之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该文发表后，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首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此后，张东荪一直为实现国内和平而撰文呼吁。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主动挑起国共内战，张东荪这个“东方的华莱士”的中间路线彻底破产。张东荪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已经相当接近。此后，张东荪开始逐步秘密和中共高层接触，并建立了联系。这种思想和行动的调整，为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重要的牵线人作用准备了条件。

1947年11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共总司令”。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平津局势一时十分紧张。傅作义虽为一介军人，但也十分尊重文化，不愿意成为国家的罪人。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早就开始的平津战役开始收尾。为了不让北平这个文化古城遭到毁坏，中共地下党联系人向张东荪、彭泽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图，不把傅作义当战犯看待，使他决定不去南京。傅作义早就向中共联系人表示过他希望请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他和中共之间斡旋的意愿。1948年12月24日，面对尴尬的战局，傅作义的同乡老友侯少白向傅作义推荐张东荪、彭泽湘作为代表出城与中共谈判。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提出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并指示说：“唯我们希望傅方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载之）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据周北峰回忆，1月5日晚，傅作义曾对他说：“民盟曾派张东荪来劝我与中共接洽，我认为意见适当，想派你作为正式代表同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与中共进行商谈。”可见，张东荪此时已以自己的诚意获得了双方的信任。

1月5日下午，傅作义让他的秘书长王克俊派车接来了张东荪。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傅作义开门见山地问：“张教授，宜生想与共党言和，你意如何？”张东荪回答：“言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总司令当机立断，不受他人甚至南京方面的干扰，实在令人敬佩。言和乃光明前途，不走和谈之路，古都危矣，傅总司令也危矣！”张东荪一番直言，使傅作义很痛快地下定了决心。他请张东荪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城。但张东荪表示：“我乃民主同盟成员，怎能代表得了您？我可以把您的意见转达给共方，但需要您再派一名正式代表，与我同往。”随后，张东荪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准确地把傅作义的态度传达给了平津总指挥林彪和聂荣臻，最终和谈成局，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的草签，但他不愿居功，当“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时，他谢绝说：“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再说，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尔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1949年1月中旬，张东荪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与费孝通、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民主党派会议，这也正是他踌躇满志之时。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书生谋国”梦的熄灭

张东荪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此后，张东荪便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充满了焦虑。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人用笔勾出。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却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张东荪的书生气灼然可见。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1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1968年1月，张东荪再次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终年88岁。张东荪因“叛国案”赋闲家居期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感慨：“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