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王瑶
时间：2021-02-19 07:54: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14-1989） 字昭琛，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先是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等。著名弟子有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
1980年代初，导演黄健中带着演员刘晓庆来到北大镜春园76号，拜访自己二哥黄侯兴（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的导师王瑶。几天后，王瑶自我调侃地对黄侯兴说，“你看，刘晓庆凭一部电影《小花》家喻户晓，可谁又知道我呢？”
今年，“王瑶百年诞辰纪念”在京举行。5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酒店，主持人颇有深意地说，自己已将当天会议发至微博，不少网民却问，谁是王瑶？
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人”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其性情可见一斑：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黑白颠倒”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他在清华的同学、北大的老同事季镇淮生前更记得，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华新西院，已写完研究生论文《魏晋文化思想与文人生活》的王瑶意气风发地向他宣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
大半个世纪呼啸而过。“晚年的他知道自己努力的极限与边界，再也没有年轻时那样的狂傲，”王瑶的第一任博士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把王瑶的一生划分成3个阶段：从1943年进入清华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院到1952年，是“清华10年”，对应的是学术史；从调入北大任教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25年，对应了政治史；从1978年中文系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溘然长逝，对应的则是教育史。纪念会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视角——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
脱党
“对于昭琛，我也有我的认识，他有他的优点和长处，但也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我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圣人，如果那样看他就不真实。”王瑶的妻子杜琇目前定居英国曼彻斯特，在发给我的资料里，她平静地收尾：对于我们走过的路，经历的时代，现在似乎越来越明白了。
但真正难以说清的，恰是他者对逝者的述评。历史学家赵俪生是王瑶自大学开始的好友。王的弟子告诉我，两位老人在世时心存芥蒂，互不认同彼此的某些观点。赵曾在文中写道：“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这个地方，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业上，都是不寻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明代华尔街之称。这种在操业上的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
无论如何，这个父亲曾是票号店员的农家子弟天赋过人。自称王瑶“莫逆之交”的古文字学家朱德熙指出，他做学问兼占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见解。
1934年，王瑶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终选入清华中国文学系。由于擅长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整日研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塞尔斯基，他在校内被传为“小周扬”与“小胡风”。“我留意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敬，我想这是原因之一。”赵俪生回忆说。那时他与王瑶、冯契（哲学家）一起进入“左联”。在他眼中，相比温和深沉的冯契，王瑶更像是一个革命者，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走起路来，得得作响；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到老，听说王瑶在教外国留学生，他还不无讥讽：你那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是山西味吧？
1935年3月，王瑶等10名学生在学校宿舍被军警押至公安局拘留所，两次审讯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互动详情。第四天才由梅贻琦校长领回。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见闻一多劝阻学生不要闹事，他与同学在下面急得直跺脚——他是这场反对“华北自治”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
第二年3月，北平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因抗日被捕，受刑死于狱中。王瑶参加抬棺游行示威，第二次入狱，两周后被释放。这年5月，经赵德尊（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学韦君宜的先生杨述监誓。11月1日，他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
《周刊》上的时评，彰显了他对政治的热忱与判断力。比如《西安事变》一文，在只能读到中央社片面简讯、“对张学良的动机和主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他“根据过去事实的推测”，“这并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的叛变与内战”，很可能是“为了要对敌抗战，为了反妥协外交”，“对蒋作最后谏诤”。
1937年1月底，王瑶在第10期与11期合刊附录上，刊发《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本月12日校长出布告说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谬’，‘着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赵俪生透露，勒令停刊使王瑶情绪低落，只占其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大考完后，王瑶请假回到家乡。
不久，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与平遥相继沦陷。其间，他接到清华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通知，终因战局险峻，交通阻隔，被困家中4年。若干年后，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1934年，清华大学被捕后登悔过启事，混入党内，37年脱党。”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任王瑶助手。他感到有意思的是：1936年，王瑶撰写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高度评价其为第二个“五四”，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然而在80年代，一次纪念该运动的会上，他基本未作发言。“王先生没有细说。事实上，运动内部非常复杂，包括党内斗争。他可能早已觉察革命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组织失联后，主观上没有很积极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