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Ｖ：第三次影像的革命？

受访者：尹 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

访问者：詹庆生，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霸权”无处不在，DV亦如此

詹：自从DV出现之后，许多人都在欢呼一个DV时代的到来，有人将这个时代看作是自电影、电视之后的“第三次影像革命”，您是否认同或在多大程度上认同“DV革命”的说法？

尹：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是。因为技术上的改变，可能是改变了操控者。过去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个机构手里才能操作，换句话说，它一定是非个人化的，非个体性的一个机构在操作。我觉得DV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终于把机器交到一个个人手里。尽管说这个个人仍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人，但是最大的革命就是，他终于把影像书写工具交到可以个人来处理，就跟笔一样。

过去我们的影像表达方式，基本上都必须是由机构来完成的，而这种机构必然受到强大的机构性压力对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现在DV出现以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把工具交到了个人手里。我觉得不管怎么使用这个工具，多么的不自由，虽然它实际上也还会受到很多限制，但它毕竟把工具交到了个人手里，为影像的自由书写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它是一个“革命”也不为过，只不过这种“革命”可能跟过去我们常说的传播技术手段上的革命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一个传播者，拥有传播工具的人的一个“革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

詹：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影像的民主化”，可以这样说吧？

尹：它主要是把工具变成个体能够控制，个体能够操作。但我们不能说“民主化”，因为说“民主化”已经代表了很高的褒义评价，而我不敢说交给个人就一定是民主的。但是它至少放大了这个空间，放大了自由的空间，它交给个体来做了，为它的多样化产生了可能性。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它就是一个“民主”的？就跟网络一样，我认为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和可能性，但是你不能说它就是民主的。最终你会发现所有交给个体性的东西，随着社会力量的积聚，慢慢它的“场”还是被权力控制着。DV 将来也会是这样。但是，它毕竟把一个工具交给了个人，增加了多元性的可能，增加了自由度。但是我不愿意说它就“民主”了，其实也还是会存在很多霸权。

詹：现在对DV的过于乐观的想像其实有一点乌托邦的性质。

尹：对。凡是革命时代都是这样，革命时代都想像我们拥有了一个无比自由和无限自由的东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都是这样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对自由的移置；哪里有个性，哪里就有秩序。这一对矛和盾永远是交替的。但是，每当革命时刻我们都会张扬这种个性，张扬自由，觉得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无比宽大的一个空间。实际上，当你有了这个空间以后马上就会有秩序，有权力会来移置你。永远会是这样一种矛盾关系。这也很正常，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绝对地说，有了DV，有了网络,我们就有了一个“绝对自由”的，或者说是“非常自由”的一个空间。我觉得都是有限的。

詹：权力是永远存在，无所不在的。

尹：对，制约、限制也是永远存在的。

詹：我倒是觉得在前两个阶段，比如电影和电视的阶段，大众永远只是一个观看者，但是现在他成了影像的制作者。

尹：这就是把工具交给了个体。交给了个体自然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每个人都可以表述了，尽管这种表述实际上潜在地受到社会秩序的——有的是硬性的限制，有的是软性的限制。我经常在关于DV的各种讨论中说，做DV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经常想把自己的DV做得跟电视台一样。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是社会环境，社会所有的体制诱惑他这么做。这么做他有可能获奖，这么做他有播出的机会，这么做他有从一个业余者成为一个专业者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潜在的诱惑，都会使他的“人生的自由度”大幅度下降。这个例子特别典型。我经常对学生说，你们干嘛非得把自己的作品做得跟电视台的节目一样啊，不一样就觉得没达到标准没达到要求。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悬置了一个社会的镜像，他靠这个镜像来认识自我。

詹：实际上获得了操作DV的自由未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

尹：我们有了工具，但是未必就有了使用这个工具的心灵的自由。其实这是很难的。

詹：按照您的说法，如果认可DV是一场“革命”的话，它主要还是体现在创作者的主体性方面。

尹：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性上面。可能有的人用DV这个工具去书写一些跟传统的影像系统、影像语言完全一样的东西，他也可能会书写一些更具有差异性、更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DV的影像出来以后，它的影像系统、影像语言就一定跟传统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多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至少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差异——差异化书写、差异化传播。我不一定非得通过电视台，我们一个小群体，我们一个小家庭，我们一个班级，我们开联欢会，都可以使用。那么DV传播的渠道、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我可以在一个小范围的渠道，在各种不同的范围、渠道去传播。其实还是因为书写者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书写者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书写者。

詹：或者还有一个是它的价值实现方式不一样。作为电视台的一个作品，它必须播出；作为一个电影，它必须放映。这是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方式，但是DV不一样了。

尹：因为它更多的是自我书写的工具，它的实现程度也就不一样。它就不是一个机构要得到认可，或者一个机构要得到维持了。个体性的动机就会多元化了。有的就是情感需要，完全没有经济需要，完全没有经济的驱动，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驱动。但是，归根结底，这些一系列的变更还是跟主体的变更有关系。他同时是制作主体，又是传播主体，他可能还是受众，他自己也是接受者，所以跟拥有工具者的位置变化很有关系，他一变了所有都变了。

詹：您刚才谈的主要还是普通的民众，DV对于那些渴望进行独立制作的个人来讲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尹：其实对于“独立制作”，我觉得这些概念有混淆。独立制作可以用胶片去拍，可以用原来的模拟摄像机去拍，当然也可以用DV去拍。DV只是为独立制作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宜度和使用上的便利性，它跟“独立制作”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独立制作可以用任何一种工具去制作。所以我觉得DV既然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便宜度和方便性，对于那些准专业或者说专业的制作者也会提供便宜度和方便性。它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它给所有人都提供了方便。只不过在过去，DV制作者受到经济上的压力，甚至由于工具使用上的不方便，不容易保留现场的原生态，现在由于DV的出现，它的小巧便利，经济实用，这些为他提供了方便而已。其实我们过去那些经典的独立影像绝大部分都不是用DV拍的，所以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工具变化了，你的内容全部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

个体影像与个体影像的商业化命运

詹：如果我们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DV的核心精神的话，大概会是什么？

尹：“个体化”吧，我觉得。我不说“自由”。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跨界性”。它没什么界限，它把所有界限打破了。如果个体化更多是说这个出发点，那么跨界性可能更多是它的形态上的东西。

詹：您能不能说一下现在使用DV的大概都是些什么人？

尹：首先是专业群体，专业DV使用者，还有一部分是准专业的作者。为什么这么讲，他们创作的目标是为了得到某个专业领域的认可，所以不管是专业的还是准专业的，他是要得到一个专业领域的认可，这是一类。剩下的就是所谓业余者。业余DV实际上就是说，他并不需要进入专业渠道去得到认可。业余者这个划分可能就非常复杂了。比如家庭的DV使用者，他是为了记录家庭生活，为了使家庭获得快乐，还有一些是记录某些团体的，比如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他们是纯粹个体的DV的爱好者。你会发现对DV使用者进行分类还是跟作品的最终的传播目标有关系，最终都是由于它的传播目标决定了他的传播方式。可能这种划分比那种纯人类学的划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可能会接近DV的实际一点。

詹：我觉得DV对于电影的制作和对于电视的制作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独立制作。

尹：电影的独立制作可能暂时在中国还比较麻烦。因为在美国独立制作它也是一个工业化的东西，所以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商业项目。现在在中国，电影的独立制作严格说来也是一个商业项目，只不过它的商业性更间接。电影有巨额投资，是复杂劳动，凡是有巨额投资和复杂劳动的，就必然带有商业性。因为当你耗费一年的心血在一件事情上，你首先是要维持成本，需要生存的，所以这个东西不管它拿的钱是不是商业资金，它一定会有商业诉求。这个商业诉求有时候不是直接的，靠送到电影院由票房来完成的，它可能是通过电影节，通过销售到某些渠道来完成的，这跟DV不太一样。绝大部分DV可能根本没有商业诉求，连间接的商业诉求可能都没有，也没有任何让它盈利的渠道，甚至想都不去想，但是电影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便是说，这个电影是一个基金赞助给你的非商业资金，但是你拍电影，你要聚集一大批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实际上最后你还要想到商业回报，尽管这种商业利益和回报可能不是通过影院来完成的，可能通过卖给电视台，卖给发行公司，或者在电影节上获奖，它都有一些间接的商业目标。凡是投入成本越高的事情，它的商业性往往就会越强。有时候这是不由自主的，跟DV这种小型工具不一样。比如你要拍一个黄河，就会有商业逻辑去影响你，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你拍一个你家里的家长里短的DV，你就不会有商业诉求。

詹：在大多数作品都是非商业的渠道的情况下，现在DV的传播渠道主要有哪些？

尹：当然有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也有一些公开展映活动，还有一些社区、社团、家庭展映，朋友的私人空间的放映。绝大部分是非赢利性的。如果任何一个拍出来的成品都要叫“作品”的话，那是没法计算的。如果把每一个稍微成型的DV作品都叫“作品”的话，那可以说99%以上的作品都是非赢利的。

詹：现在有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就是DV可以是商业化的？

尹：当然也可能，但是这些作品一定是少量的，比如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公开的展映活动，而且它的受众面越大，它的商业可能性就越强。这肯定是跟它的受众的量是有关系的，受众量大它就自然有商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众传媒拿了DV之后总会做一些包装，这些包装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扩大受众群，或者为了让更大的受众群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到这些作品。凡是有商业诉求的机构，它都会把那些非商业诉求的作品包装成可以进行商业出售的方式，所以对DV进行这种包装是有可能的。实际上也有很多DV作品可能是赢利的，比如拿到国外参加展映活动，拿到国外电视台去播放，它就赢利了。现在也有一些DV作品，独立影像送到国外的电视节去展映、去交易，被一些电视台买去，或者当作素材买去。虽然付钱也不高，但因为它成本很低，实际上它也挣钱了。

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DV大赛，其数量可能都统计不过来了，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尹：挺好啊。它就跟BBS是一样的，它是在聚集相同的爱好者，聚集志同道合者。当然我也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些DV大奖有同质化的倾向。因为我看到有些作品，在不同的比赛中出现，三年中我看到它三四次了。就是这一部作品，次次都能获奖。

DV冲击着影像的传统

詹：如果只是在创作主体这个方面体现出“革命性”的话，那其它方面就谈不上了？比如说影像语言呢？

尹：当然会，因为主体多元化了以后，至少是影像语言丰富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影像语言是一套唯一的语言。现在这个语言就变得千奇百怪了：什么后现代的、颠覆的、嘲讽的、调侃的、非线性的、断片的……就是说我们语言的丰富性是大大增加了。我只是想说，DV没有另外一套一元化的语言。经常有些人在讨论DV的问题时说，“我们DV有DV自己的语言系统”，试图要用一套新的语言系统去替代原有的语言系统。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也是违背DV的本性的。我觉得DV就是给了大家不同的语言系统，就跟我们有不同的文字表达方式一样，我们不再只能够写“杨朔散文”，还能写其它形式的散文，不仅能够写散文，还能够写《三国演义》，我现在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文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书写，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也有人愿意用DV去写非常传统的“文体”，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我只是说，它的“革命性”就是解放了这种可能性，打开了一个丰富的语言系统，不再是一种一元化的语言系统，而且我也不认为DV会有一元化的语言系统，会有新的一套语言系统去替代旧的语言系统。它很可能就是多种多样的。

詹：那从现在已有的很多DV作品来看，它们为过去的语言系统增添了些什么内容？

尹：这可能比较复杂，因为DV的语言比较丰富。我觉得可能在两个方面会有所丰富，第一是纪实性的方向，更接近于事实，尽量不改变，或者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被拍摄对象，因为在布光等各个方面，做DV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去改变，他可能也不去改变。那么这样就会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在一个灯光很暗的情况下，在不改变原生态的情况之下怎么去表达，那么这就可能增加一些表达方法。

过去我们的长镜头对戏剧性冲突比较注意，但现在这些长镜头很多时候是被迫的，那么在最后整理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就必须要找到这个“被迫”当中的意义来，他就会尽量去还原出这种意义来，包括对同期声的使用，对声音的非剪辑性的使用。还有，更多强化了第一人称的观察和记录方式，过去的电影叙事，全知的第三人称方式比较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表现性。我觉得DV大大增加了影像语言的表意能力，大量的滑稽、模仿、反讽，很多后现代手段，尤其是在青年人当中，在学生当中，因为现在DV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更多还是纪实手段，但是在青年人当中，在青年学生当中，它更多地成了一个表达手段，不完全是记录，用它来记录的恐怕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或一些专业工作者。在青年人当中，在青年学生当中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表达手段，大家拿DV做任何事情，甚至去做一些拼贴啊，去做一些剪辑啊，用这种方式来重新创造一种影像。比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虽然不是他自己拍的，但是它还是一个数字video，只不过他是在编辑机上完成的。这些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手段，它还不光是记录。我觉得在表达手段上的这种丰富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来没有如此丰富，如此容易操作的这种表达手段。

詹：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既有的影像语言，但是不可以说它是一种“革命”？

尹：也可以说是“革命”，“丰富”也可以是“革命”。我只是说它不是一种替代性的革命。

DV的表意功能与后现代文化

詹：说到革命性，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因为它是数字的，它一定代表了未来的技术的发展方向。

尹：其实它已经不是未来，它已经是现实了。过去我们说DV或者独立影像，最早可能更多是受纪录片传统影响比较多，我们老是觉得它是记录的一个手段，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几年的DV的发展倒是有另外一个倾向，DV作为一种工具的表意性功能逐渐地要高于纪实性功能了。这几年我在大学校园里面看DV作品的时候发现，学生们最喜欢的，反映最强烈的，而且做起来最开心的已经不再是当年我们认为的那种纪实性的作品，而是一些表意性的作品。而且由于数字化手段，他们表意上的能力大大提高，过去在一个线性编辑机上来完成主观表达性很困难、很麻烦，现在不用了，现在在电脑上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把什么拼贴上去就拼贴上去，想把音乐怎么处理就可以怎么处理，所以大大增加了表意的自由度。再加上传播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了。过去的模拟时代，我们只有电视，后来有了录像机录像带，但是还是很受限制，现在数字化以后，通过各种播放系统都可以很容易地去传播。

詹：总结一下您刚才提到的，非线性、拼贴、反讽……这些东西正好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DV可以说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体现吗？

尹：只是一部分，我还是那个观念，DV是多元化的。但是，它为后现代影像语言表达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可能性。不能说所有的DV作品都是后现代的，也有很多古典的，也有很多“前现代”的，但我觉得它为后现代对线性的这种颠覆，不光是线性的表达逻辑，对线性的历史逻辑，线性的思维逻辑的那种颠覆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没有DV，这在影像当中是很难实现的。过去我们有些电影想做这些东西，但是由于电影的庞大的线性逻辑，观众很难接受，而且那种传播方式使绝大部分观众不能接受，再加上它的高额资本投入……电影，你会发现它根本就不自由，受到资本巨大的制约。但是DV出现以后，由于它的传播的方便性，和经济上的便宜性，为后现代文化的传播和形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詹：在过去，那些纪实的功能，至少在比例上占相当大一块，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或者说，影像对生活的关注，在表现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尹：因为过去很长时间，影像刚刚开始被建构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记录工具，它的纪实性可能超过其它所有的记录工具，更加接近于现实，就像当年巴赞提出“现实的渐近线”那样，就是最大限度接近了现实。实际上这样一个纪实的魅力促使我们发明了影像的传统传播手段，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影像还能够编故事，能够虚构故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一个外在的，决定它看起来“像现实”的一个故事来表达。

我觉得DV发展到现在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人们发现影像原来可以如此地脱离现实。这个脱离现实是说脱离现实的影像，脱离现实的物质呈现，可以用一个很主观的方式去进行影像书写，这是过去我们觉得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影像必须是偏再现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我们影像语言已经有了很好的表达主观性的手段，抒情写意的手段，这是DV出现以后一个特别大的解放。因为在DV出现以前，不管是纪实的，还是戏剧主义的东西都依赖于线性的事件逻辑，它的所有的表意都必须依附在线性的时间逻辑上，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可以任意地来表述自己、表达自己。

“影像暴动”与“话语霸权”

詹：现在有人好像，也许是杞人忧天吧，忧心忡忡地认为现在的DV是一种“影像的暴动”，或者是“影像的大跃进”，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尹：DV就是一种群众运动，很正常。“影像大跃进”没什么不好的。现在是多样化的，有非专业的，粗糙的，也有专业的，粗糙的，实际上电视台的专业工作还在做他们的专业工作。在人们的接受方式上，有的人愿意接受精致的，有的人不需要去接受精致的。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这恰恰说明影像从机构控制的手里转到了大众手里，粗不粗糙，人们已经不在意技术上的因素了。就跟人们要写日记，你说你的文字不够优美，干嘛会那么去判断它呢，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他只是为一群跟他有关系的人，写给他们看的，它不需要优美。如果他觉得这一群人认为它不优美，不接受，他就会自己把它变得优美，他会去学习把它变得优美。其实这事很正常的，我觉得没什么好杞人忧天的。

詹：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是已经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

尹：专业工作者，或者是某个机构的代表，或者是评委，觉得这些作品很粗糙嘛。

詹：会不会还有这种情况，过去少数有这种专业能力的人，现在发现，许多人甚至“什么都不是”的人都可以来做影像作品了，于是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尹：对，他当然会。因为这会消解原来垄断这些工具的人的权力。就跟当年写诗一样的，诗人是多么伟大的人，结果最后发现全校没有几个不是诗人的。当年诗人的地位，七八十年代的诗人那是最受全中国女性喜爱的，女孩们见到诗人来，眼泪长流地要等待一个签名。最后当发现这个班里有很多诗人的时候，那些诗人一下子非常失落。为什么反现代派诗歌有段时间反得很厉害，都是以传统的诗人为代表，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诗，夺走了他们所有的崇拜者，夺走了他们所有的地位和影响。我觉得这很正常，所有有权力的人通常都反对把自己的权力分散，将自己垄断的东西分散到更多人手里。这是人的，一定程度上的天性，需要很高的毅力才能克服这种天性。

詹：那您认同有人说的“DV就是低微”的说法吗？比如说哪怕是剧情的长篇，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屋里转来转去，所以“DV就是二人转的水平”。

尹：首先我觉得是“二人转”的水平也没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啊！“二人转”也满足了很多人的快乐，我觉得一些人总有一个观念，总想把DV作品变成是好莱坞大制作，变成是一个投资很多万，要面向全中国人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我觉得本身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DV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欣赏的，可能就是我们两三个人欣赏的，当然也可能是国际上可以共同欣赏的。当然，由于传播渠道的差别，可能对传播的规范会有要求。因为我刚才讲，由于你的群体的变化，你的传播对象的变化，使你对语言的规范性的要求就会有变化。这也是为什么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些在国际上获奖的DV，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好的DV作品？它们可能确实不见得是最好的，或者说不见得是最能表达“我自己”或“我们”的，但是它们为了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必然在语言上，在表达方式上，适应这种传播范围的对它的要求。我们也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应该，因为每个人创作DV的动机多样化了，传播效果多样化了，传播诉求多样化了，他可能就想去国际电影节，被全世界的人知道，那他就自然会去按照全世界能够读懂的语言去表达。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最有问题的反而是我们永远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事情。比如说要用所谓“国际标准”来要求所有做DV的人，或者说要用一个特别民间的标准去要求，说你怎么能够为了让国际评委去喜欢把它拍成那样。我觉得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看它是在什么范围当中，我们拿那个范围的标准来判断它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或者他离这个标准有多远。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就是说，动机不同，范围不同，目标不同，它的人也不同，它的内容也不同。我们只能分门别类来探讨它的成就，或者它已经达到的高度。

詹：我倒是觉得现在还远远达不到“DV大跃进”的程度，因为DV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做到普及。

尹：实际上老百姓想表达的东西，和他现在能够通过DV表达的东西相比，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他其实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但还缺乏许多东西，有的人是缺乏技术手段，有的是缺乏表现能力，就是说他还不知道DV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来传达自己，而且DV的普及率在中国目前来说还很低，能真正用DV表达的人还是很少，所以谈不上什么“大跃进”。我觉得影像的普及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DV的焦虑与时代的焦虑

詹：在90年代早期的一些纪录片作品中，还能够看到一些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精神在里边，但现在的作品好像已经很难再看到了。

尹：时代太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知道启蒙主义的远景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手段怎么去获得。我觉得信念的缺失可能是普遍性的问题吧。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包括做影像的人，他更多的是执着于自我表达，或者是通过自我表达去获得某种东西，而不完全是为了一个信念。在这个时代，为信念而表达的人应该说是在减少，而且是大幅度地减少。这也不仅是指做DV的人，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为信念而生存的人已经锐减，跟70年代，80年代已经不是一个世界了。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很多人为信念而选择生活，选择生活方式，但是今天我觉得大家是在为生活而选择方式，即便是当年那些为信念而生活的人，今天这个信念都已经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功利性因素了。我不敢说当年那些为信念生活的人现在依然是在为信念而生活、而选择，因为信念是需要目标的。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人们已经缺乏人生目标，你不知道这个信念怎么能够被建构起来，或者，即便被建构起来也很难不被颠覆。这是这个社会普遍性的缺失。今天的影像倾向于个人化表达，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大家共同的信念是什么？找不到共同的东西你就没法表达，你表达起来也感动不了人，而且别人会觉得你很造作、很虚假，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表达信念的东西，很不容易被人接受。

詹：从一个“共名”的时代到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了。

尹：所谓信念往往是把个体性依附到一个整体性上面。宗教也是一种信念，它是把你的信念依附到上帝身上。所有的信念都是：一个整体性的利益大于个体性的利益，至少在绝大多数时代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信念不坚定，就是因为尽管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他可能觉得整体性是大于个体性的，但是遇到生命受到威胁，或者遇到特别大的个体利益的时候，这个信念经不起考验，个体利益在这个特殊时候它会大于整体性利益，但这个时候我们都往往会摒弃这种人，觉得这种人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人。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找不到一个整体性可以依附，你不知道有什么整体性大于你的个体性，其实这是件悲哀的事。我个人觉得，当个体变成这个社会唯一的依托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缺乏交流，缺乏沟通的。你会发现任何一个苦难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任何一种快乐别人都很难跟你分享，所以痛苦被放大，快乐也被降低了。也许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你们表现出来的那种颓废，超过了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那一代人生活可能很贫穷，但是精神上确实很充实。

詹：许多学者对这种信仰的缺失，甚至是纪录片中的信仰的缺失是焦灼不安的。

尹：这不是纪录片的问题，也不是DV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要焦灼应该是为这个历史而焦灼，不是为DV而焦灼，因为这个缺失并不是做片子的人的缺失，它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缺失。大家都找不到这个整体性在哪里，你怎么让他有责任感呢，他为谁负责啊？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也经常说这一点，我们给学生说（信念）的时候不像过去底气那么足了。过去我可以很清晰地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大于你，高于你，你应该为它付出，为它牺牲，而且你确实能得到快乐，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可以把自己交付出去，而且交付出去以后他能得到快乐，他能够觉得那个东西就是高于自己的个体生命，高于个体人生价值，因为他看到太多的东西是对他个体价值的一种蹂躏。所以我觉得虽然焦虑是必然的，但是它不是DV的焦虑，它是一个时代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