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与《四库全书总目》史学观异同浅论

摘   要：通过阅读《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史评类，政书类，笔者对《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史学观点窥得一二，并对《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史部史评类、政书类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结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本身，总结《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史学思想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初次进呈存目;史学观;比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0-0132-04

《四库全书总目》是对中国古代图书及学术的一次系统总结，而纵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发现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史学经历了三千年的发展后，对史学的传统加以全面反省和系统总结，是史学方面论述的总汇，其中阐述的一些史学思想，值得重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进呈存目》）是《四库全书》编纂时，对各地进呈图书的书目进行的首次系统整理，现仅有一套存于台湾图书馆。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相比，在内容，分类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多不同。在此仅对《总目》与《进呈存目》史部史评类、政书类进行比较，并对比较结果进行描述。通过比较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总目》和《进呈存目》在史学思想上的一些不同。

一、《进呈存目》史学观初探

《四库全书》的目的在于“全”，“全”并不代表“精”，所以其中图书的质量自然是有好有坏。到底什么书好，什么书劣，好有多好，劣有多劣，这个标准却是人定的。那么这个标准放在史部书籍里，便是史学观了。纵览《存目》的史评类，政书类的提要，可以发现其编纂者的史学观点大抵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务实

有清一代，由于文字狱愈演愈烈，所以很多文人都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我国古人的治学一向严谨，反对夸夸其谈，崇尚“板凳坐的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学术研究精神，很显然，在《存目》之中，编纂者也是持这种观点的。

首先说求真。在《存目》中，我们能够看到清代学者评判史书的优劣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否描述的是客观的史实，清代学者治学十分认真，且尤重视考证，这点在《存目》中也表现了出来。在《通鉴问疑》中有这样一句：“然恕所着《通鉴外纪》多采上古久远难信之事。”①所以结尾有评论：“恕之学诚博矣，其识终不逮光也。”②在《史通通释》的提要中，也对其注解有疏漏的地方列举了出来：“如‘秦人不死’事不知出《洛阳伽蓝记》，‘蜀老犹存’事不知出《魏书·毛修之传》，‘阑单失力’字不知出《清异录》之类。”③

其次是务实。我国是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治学也是如此，反对浮夸和花哨，如《六朝博议通议》的提要内容就夸奖该书到：“.此则得失兼陈，法戒具备，主于修人事以自强，较李心传所论，切实多矣。”④编纂者重视的是其有用性，而有用性是要建立在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上的。再如评价《唐会要》就说：“其细项典故之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⑤

在《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如此多的书籍当中，并不是每本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有的书只是编纂者从保存文献的角度收到《四库全书》中的，这些书本身的价值被认为并不高，在《存目》中也有说明，如《顾氏谱系考》：“然姓氏之书，最为丛杂。自唐以后，谱学失传，掇拾残文，未必源流尽合。姑存其说可也。”⑥又如《帝皇龟鉴》：“伪妄剽窃之书，本不足辨，而既有传本，恐滋疑误，是以存而论之。”⑦

另外，针对史评类的书籍，作为官修丛书书目的《存目》中自然也有特殊要求，即评价历史时的主题思想必须和当朝统治者的主流思想一致，如果是与主流思想相悖的，那很可能此书会被销毁，再也不能重现于世，以此来实现当政者统一思想的目的。在《存目》中如《元羽外编》便属于这种情况，其评语即为：“俱评骘史事，大都穿凿附会，无所发明。其论正统，欲以汉配夏，以唐配商，以明配周，而尽黜晋与宋，尤为谬误。”⑧有同样性质的评语的还有《雪航肤见》，《史诠》，《青油史漫》等。这些书在《总目》中进入了存目类，可见《四库全书》中并未收入。

（二）求精求新

作为一部由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大型官修丛书，《四库全书》自然要对所收书籍的质量有严格要求，追求精良。在《存目》中，编纂者对内容丰富，品质精良，且体例得当的书籍一一做出了点评，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提要中便这样评价到：“心传所作《建炎以来繋年要录》记载最详，此更补《要录》所未及，多有马端临《文献通考》、章俊卿《山堂考索》及《宋史》所遗者，亦一朝掌故之书也。故《通考》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⑨

当然，内容丰富的前提是所选内容是有价值的，否则内容再多也不被认可。比如说《古今鹾畧》，就被认为是：“其所征引，务为浩博，多搜古典，未必切于后来。旁及遐荒，亦无关于中国。”⑩所以是：“儒生之论，以为谈助可矣。”

另外，《存目》还反对一味因袭，鼓励创新。创新原则适用于各个学科，前人的宝贵经验，可以继承，但一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炒前人的冷饭，或者剽窃他人的学术观点，自然为人所不齿。

在这一点上，《存目》认为很多书籍都不能让人满意，比如《史评》在《存目》中的评价便是“多袭前人绪论，罕所发明。”{11}还有《读史漫录》的评价亦如此：“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12}

二、《总目》与《进呈存目》提要内容之异同

（一）分类整理《总目》与《进呈存目》提要后所得结果

笔者在将《总目》与《进呈存目》史部史评类与政书类的提要内容进行比较，将比较过后的结果分类，如下：

1.《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丛书的提要内容没有变化：《史通会要》，《史评》，《史怀》，《宋纪受终考》，《涉览属比》，《元史阐幽》，《史诠》，《青油史漫》，《史通通释》，《政和五礼新仪》，《太平治迹统类》，《闻见前录》，《通祀辑畧》，《回銮事实》，《饮膳正要》，《孔庙礼乐考》，《漕书》，《太常总览》，《北新钞关志》（此书不存），《淮关志》，《饘堂考故》，《頖宫礼乐全书》，《国朝谥法考》，《安南使事纪要》，《人瑞录》，《顾氏谱系考》，《希姓补》;

2.《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丛书的提要内容有所增加：《六朝通鉴博议》，《唐史论断》，《涉史随笔》，《史记疑问》，《学史》，《大唐开元礼》，《玉堂杂记》，《唐会要》《补汉兵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典章》《七国考》，《洲课条例》，《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吴越顺存集》;

3.《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对丛书大力褒奖：《学史》《元典章》《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4.《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丛书的提要内容有所减少：《读史漫录》，《帝皇龟鉴》，《古今鹾畧》，《丝纶捷要便览》;

5.《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对丛书或著者的评价有所改变：《通鉴问疑》，《涉史随笔》，《雪航肤见》，《海运新考》;

6.《总目》与《进呈存目》相比丛书的提要有增有减，做了些许修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汉制考》，《朝野类要》，《大金集礼》，《穆天子传》，《大唐创业起居注》。

（二）《进呈存目》与《存目》相比，提要内容有何改变

从上述的整理中可以看出，《四库全书总目》在最后定稿之前，其编纂工作经历了一个繁琐的过程，其中的不少丛书的提要都经过了修改。其中有些丛书的提要有所增加，而丛书提要有所增加的书籍，大多因纂修官认为该丛书较有价值，或者是认为该书的著者的经历值得叙述，对这些丛书或者著者，纂修官一般都抱着肯定的态度。而增加的内容，大概有如下几种：（1）对著者生平事迹的描述;（2）对该书内容的叙述;（3）对在《进呈存目》中未考证出来的而在编纂《总目》时考证出来的问题进行简单概述;（4）对该丛书或著者的赞美之辞。

而这些丛书的价值何在呢？大部分是纂修官认为足以垂范后世，或者可以给当世以及后人提供经验教训，或者可以保留一朝一代的文献等等。如在对《元典章》此书的提要中，就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考《元史》以八月成书，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征一代之法制。而《元经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见《永乐大典》者，颠倒割裂，不可重编。遂使百年掌故，无成书之可考。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13}

此处就从保存历史文献的角度描述了这部书籍的意义，并增加了如上描述。

反之，在被认为价值不高，甚至是不但没有任何价值，反而贻害无穷的书籍，在《总目》中对其提要也做了删减，或者修改。而删减和修改的情况和增加的情况类似，减少或修改了对此书或者著者的评述，指出其不足，等等。

比如《帝皇龟鉴》（原收入《进呈存目》史部史评类，后收入《总目》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就对做了大幅度删减，理由是认为该书是“伪妄剽窃之书，本不足辨，而既有传本，恐滋疑误，是以存而论之。”{14}

再如《涉史随笔》中对于著者葛洪的评价，在《存目》中对其着此书的评价是：“皆具有卓识，不可谓之深，文馀则儒者之常谈也”，{15}还算得上是中肯，但是在《总目》中，却改为“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奸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16}对其评价便不如《存目》中那般，带有贬义。

三、从提要内容的改变看《总目》和《进呈存目》中史学思想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基本原则未变

《总目》本就是在《存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两者在主题思想上一定有相同的地方。体现在史学观上，可以发现，《总目》的史学观与《存目》史学观是一脉相承的。从上述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总目》中有一部分书目的提要内容和《存目》相比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这些没有变化的提要内容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史学观在原则上还是保持一致的，没有变化的提要内容中多体现出的是鼓励学术创新，认为史书当客观真实，重视体例和取材，不应当穿凿附会的思想，以及仍然重视史书的实用性的原则。

除此之外，在增加的提要内容里，有一些也是对以上的基本原则做出补充的，比如和《存目》相比，《总目》“务实”的这一特色有增无减。可能有的书写的并不是很出色，但是考虑到其实用价值，《总目》仍然给了其较高的评价，而对没有价值的书籍，也在其提要的内容上表现了出来。比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帝皇龟鉴》（原收入《进呈存目》史部史评类，后收入《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总目》和《进呈存目》皆认为这本书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于是《总目》和《进呈存目》相比，《总目》删去了大量提要内容。

而使得丛书不至于沦落为一纸空谈的途径之一，便是要注重认真考察，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古谚有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能够亲身实践，那么得到的必然是直接的资料，这样的资料，往往比经过数人之手，传抄修改过数遍的二次文献要有实用价值的多。譬如《玉堂杂记》（原收入《进呈存目》史部政书类，后收入《总目》史部职官类），其在《总目》中的提要相对于《进呈存目》，增加了著者的履历，其中有一句：“宋代掌制，最号重职，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17}这样的经历使得此书可信度较高，因此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二）小异之处：《总目》考证更详

在《存目》中，显然编纂者对于史书的客观真实性是很重视的，对书籍中各种史实的真伪，以及用字是否准确也做了考证，譬如针对政书类的《大金集礼》，《存目》对其中出现讹误的地方进行了考证并指出：“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邱仪，而‘圜邱郊天仪’独阙。考金自天德以后，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当脱佚无疑耳。”{18}

人人皆知清王朝控制社会思想的严厉，尤其是文字狱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乾隆时期的文化专制发展到了顶峰，这使得许多学者选择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献的训诂，古籍校勘辨伪，名物考证等工作中，所以清朝的学术研究基础工作十分扎实，出现了许多古文献研究的大家。乾嘉汉学的这种学术风气在《总目》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总叙中，开篇便说到：“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19}并在其后以《左传》作为考证详细典范，说明考证的重要性。在《总目》与《进呈存目》的丛书提要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总目》后来增加或修改的很多部分，皆与考证有关。

首先，《总目》的编纂者自己就在考证上下了不少工夫，不少书籍增加了关于丛书的版本，卷数，著者等等的考证。如《唐史论断》（收入《总目》史评类），在其《总目》的提要中，就对其卷数进行了考证;还有《补汉兵志》（收入《总目》史部政书类），增加了这样的一段话：“《文献通考》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书无兵志，则作补兵志审矣，《通考》盖传写讹也。”{20}亦旨在通过考证，纠正前人的错误。

其次，在《总叙》中有云：“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得其憎”，{21}这就是要求著者在撰写史书时，不仅要有要对史料加以慎重考辨，在所得文献中去粗取精，不能因为前人之说法貌似有道理，就不加考证地予以接受。而明辨其中真伪正误，方是真正的治史态度，在《汉制考》（收入史部政书类）中，《总目》便发现犯了这样的错误，相对于《进呈存目》，其提要中增加了这样的内容：

“如‘乡士’郑注云：‘三公出城，郡督邮盗贼道。盖汉时郡掾分部属县为督邮，其分治各曹者亦名督邮。故《朱博传》云：‘为督邮书掾。’此督邮盗贼，盖掾主捕盗贼者。其不加掾字，犹巴郡太守张纳碑阴，书督盗贼枳李街也。此职又主为三公导行，故云督邮盗贼道。道，导字。古通用也。’贾公彦疏乃谓使旧为盗贼之人，督察邮行往来，于义为误。应麟沿用其说，未免千虑之一失。”{22}

看来就算是王应麟这样的著名学者，在考证失当的情况下，也难免出错。而《总目》中显然更加重视考证。当然这也仍是在“钦定”的大前提下所必需的。因为要献给皇帝亲自审阅，所以不得不严加考证，保证不出一点纰漏。众所周知，清朝统治者的文化素质都很高，康熙乾隆尤甚，若是皇帝在审阅之时发现了纂修官没有发现的问题，则很有可能性命难保。所以《总目》相对比《进呈存目》，对考证如此重视，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学者高度的学术自觉，也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如此。

（三）不同之处：《总目》更显清王朝文化专制及封建正统思想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成书于各地进献图书第一次被汇集到各个分纂官处之时，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成书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基本宣告结束之时，再加上《四库全书总目》是“钦定”图书——即经乾隆皇帝御览之后又加以修改的图书，所以在二者的内容以及所渗透的思想方面，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要明白二者在史学观上的不同，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大前提，就是《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策划之下编纂的丛书，在《四库全书？凡例》第一条中便这样写道：“一是书卷帙浩博，爲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23}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处处体现的是当时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

清朝是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的文化显然不够发达。所以清朝的统治者们十分重视吸收汉族的传统文化，一来为了提高其自身的文化素质，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清朝的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其正统思想。那么在上文中也提到，有清一代的文化专制十分严重，尤其在乾隆时期，总是有人莫名其妙地因为一句话或者一句诗株连九族，这使得《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在皇帝的“易怒点”上要更加的小心翼翼，所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有不少书被销毁或者篡改，尤其在牵涉到与政治有关的书籍时，则必须保持与当朝统治者的思想高度一致的态度，与《存目》的提要内容相比，尤其是在对书籍和著者的评价上，这种倾向体现得尤为突出。

譬如《雪航肤见》。在《存目》中，对其评价只有寥寥几句，仅有77个字，仅在最后有一句“亦均村塾陋语也”。{24}可以勉强算成中评。但是在《总目》中，却认为此书荒谬异常，与儒家思想不符，妄自菲薄，挑战权威，肆意篡改已经被认为是“定论”的说法：

“其中如论项羽杀宋义为是，先儒断其矫杀为非。又论杀秦王子婴、屠其宗族、伐其陵墓为是，先儒论其暴横为非。又论项羽不杀沛公有人君之度，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论项羽获太公、吕后三年，无淫杀之心，闻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扌舍太公，则笃于朋友之义，而先儒不能察。又论羽之才美，亘古无伦，乌江之死，本实天亡，而非羽罪。司马迁、扬雄所论皆谬。殊乖剌不协于理，宜为陶辅《桑榆漫志》所驳。”{25}

显然这本书在《总目》中可以说得了一个大大的差评，原因就是其中的说法和清王朝视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唱反调。

不仅是对书籍，对著者的评价也体现出这样的态度来。如《六朝通鉴通议》（收入《总目》史部史评类）在《进呈存目》中对于著者李焘没有任何评价，但是在《总目》中，却对于作者评价较高：

“史称焘尝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馀年，志在富疆，而兵弱财匮，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异。又孝宗有功业不足之叹，焘复言：‘功业见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盖其纳规进诲，惟拳拳以立国根本为先，而不侈陈恢复之计……然后知焘之所见，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战者所及也。”{26}可以看出来，李焘的言行是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作为人臣，他敢于直谏，也符合当朝“明君”心中的忠臣形象，自然受《总目》所褒奖。

除此之外，在一些小细节上也仍然能看出这种倾向。譬如前文提到的宋代葛洪所著《涉史随笔》，《存目》和《总目》对其书中观点评价并不一致，原因是书中有一条是针对申屠嘉之死对宰相制度所发的感慨，葛洪认为是其权力过轻造成。《存目》认为这是“文余则儒者之常谈也”{27}，但是《总目》中则明确说;“惟论申屠嘉一条，反覆明相权之宜重……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奸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28}显然，清朝不设立宰相就是为了防止宰相权力过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皇帝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作为“皇家代言人”，自然《总目》要批评葛洪的说法。另外，《元羽外编》有一部分在《存目》中本叫做“《晋五胡指掌》”的，在《总目》中则被改成了“《晋十六国》”，显然是因为作为少数民族入关且当政的清朝政府统治者们很讨厌对少数民族有轻蔑意味的“胡”，“蛮夷”等字眼，所以《总目》自然要修改。

显然，《总目》相对于《存目》，会更让人觉得文化专制和封建正统思想无处不在，颇有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

除了上述表现之外，清朝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对《总目》的影响还体现在，《总目》较之《存目》，更加重视儒家史学思想中的史家着史之公道之心。

《春秋》是鲁国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而孔子这样的治史方法，也成为了历代知名的史学家所秉持的。而《总目》也充分渗透了这种思想，对比《进呈存目》，对于史家是否公正，是真正客观反映了史实，还是带有自己过多的主观论断都做出了评述。

如《闻见前录》（原收入史部政书类，后收入子部小说家类）中，相对于《进呈存目》，《总目》的提要中增加了“周必大跋吕献可墓志，谓伯温是书，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殆好恶已甚之词，不尽然也。”{29}就是批评这样以主观论断的做法。

也正因为秉持这种儒家的史学思想，《总目》还反对门户之见。在史部的总叙中说到：“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30}足以说明如果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史家若是怀着门户之见，撰写出的史书有失公正，虽然并不反对作者在著书时加入自己的主观思想，但是着史并不比撰写文学作品之时，还是保持客观为上。如《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原收入《进呈存目》史部政书类，后入《总目》史部传记类），明弘治年间会稽王鉴之重刻于紫阳书院，改名曰《朱子同年录》以朱子名此书，削除了帝王年号。《总目》相对于《存目》便增加了这样的评价：“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于名教。”{31}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四库全书》中，明人所著作品，尤其是史书，能勉强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评价大多不高，有时还要殃及宋人，所以这种皇帝“钦定”的丛书在本质上就无法保证完全的客观公正，自然其中对人对事的评价也不能全部相信。

四、结语

总之，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总目》和《进呈存目》相比，《总目》对《存目》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总目》显然要更显严谨，在史学思想上，也显得更加正统和严肃。可以看出在《总目》中，封建正统思想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体现在史学思想中，便表现为《总目》研究史学时，往往站在封建纲常的基础上，宣扬儒家思想，替封建统治者传递政治信息，以便于更好地巩固其统治。尽管在《四库全书》中一再强调了要广蓄百家的愿望，但由于是“钦定”的缘故，使得纂修者们仍然以当朝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思想为纂修全书的主要纲领。也是由于“钦定”的缘故，使得纂修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改了又改，在考证上着实下了不少工夫，这一方面增加了《总目》的准确度，使得这样一部丛书更具有参考价值，但也在和《进呈存目》的比较中显得其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思想有些死板，不够灵活，只是以当政者所认可的思想作为参照物，使得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人物不为人们所知，更使得许多书籍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被销毁，无缘与后人相见，自然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的形成，而这种思想的禁锢最终造成的恶果便是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并最终见证了清政府的灭亡。

注释：

①《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四.

②《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四.

③《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十七.

④《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二.

⑤《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一史部政书类 第九.

⑥《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一史部政书类 第三十三.

⑦《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十九.

⑧《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十.

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一史部政书类 第十二.

⑩《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史部史评类 第二十一.

{11}《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 史部史评类 第六.

{12}《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 史部史评类 第九.

{13}《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史部三十九政书类存目一  0713下.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杂家类存目八 1116上.

{15}《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 史部史评类 第五.

{16}《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八 史部史评类.

{17}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九史部三十五职官类  0683下.

{18}《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政书类.

{19}《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

{20}《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 0710下.

{21}1《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

{2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三十七政书类一 0696上.

{23}《四库全书·凡例》.

{24}《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卷十 史部史评类.

{25}《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九史部四十五史评类存目一  0760上.

{26}《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八史部四十四史评类  0753中.

{27}《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史评类.

{28}《四库全书总目》.

{2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小说家类二 1198中.

{30}《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

{31}《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三传记类一  051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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