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时间：2021-03-25 08:00:35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关键词：联邦德国;纳粹史;历史叙事;史学良知;政治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关于纳粹史的书写呈现出很大不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认为，这三方的纳粹史叙事可分别归为历史哲学维度、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和道德维度。①相较之下，联邦德国的纳粹史叙事更为复雜、多元。如何就纳粹问题进行历史书写，这是战后联邦德国各派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历史学家们的纳粹史叙事主要由两种力量塑造而成：即他们自身的史学良知及自认为所肩负的政治使命。此二者彼此分化又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纳粹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与转型。诚如徐健先生所言，“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指向战后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同时还涉及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定位”。②

一、战后至50年代：“辩护式”的保守叙事

历史主义传统对德国史学影响至深，史学服务于政治的使命感为历史学家们普遍接受。纳粹政权的土崩瓦解并未动摇历史主义传统的主导地位，史学研究的政治使命感也延续下来。战后，联邦德国历史学家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家分裂”，更是“国家与国家所负罪责的分裂”。③这种强烈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历史主义史学家们的政治使命感。克肖曾这样描述战争刚结束时，联邦德国纳粹史研究的学术背景：“纽伦堡审判将骇人听闻的惨案以及纳粹政权的暴虐无道公之于众。这样，在书写刚刚成为历史的过去时，便会产生一种鲜明的对照，即同盟国方面的激烈抨击与德国方面的自我辩护。”【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p.1.】这种“辩护式”的保守叙事正是在政治使命感的推动下形成的。在史学良知与政治使命的纠葛下，保守叙事充满了苦涩与愤懑的感情色彩。一方面，他们对纳粹暴行及战后惨况深感震惊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西方主流话语对德国文化及民族性的激烈批判深感委屈与不满。史学良知促使他们对黑暗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而政治使命又令他们感到有义务为德国历史及古典文化辩护。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与格哈特·里特尔便是这类保守叙事历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及政治传统，同时又与自身经历相关。这两位扛鼎级的历史学家都曾在早期认同纳粹主义，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加入纳粹党，又都在后期因批判纳粹而遭受迫害。

迈内克的早期学说具有鲜明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反犹主义色彩。他支持德国东扩，批判南斯拉夫人具有“原始兽性”;【Robert Pois， Friedrich Meinecke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认为导致自由主义崩溃的罪魁祸首正是犹太人。【Zeev Sternhell， David Maisel，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83.】魏玛共和国治下，迈内克成为一名消极的民主制支持者（Republican by Reason）。希特勒掌权后，迈内克公开支持反犹立法。但同时，他也对纳粹暴行深感忧虑与不满。1935年，迈内克被解除了《历史杂志》总编职务。

里特尔曾在“一战”中作为步兵服役，这段经历使他对帝制与德国至上论充满执念。里特尔的早期政治理想同纳粹对外政策极为契合。他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欢呼不已，认为“这是我们新政府最为大胆且稳健的外交壮举”。【John Connelly and Michael Grüttner， eds.， Universities Under Dictatorship，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7.】同时，在里特尔看来，纳粹政权也是“欧洲和平之中心”，更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实堡垒”。【Sebastian Coad，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trans.Nothnagle Al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44.】但很快，里特尔就在国家法治、宗教政策及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方面同纳粹产生了巨大分歧，并最终与之公开决裂。【里特尔笃信国家法治（Rechtstaat， State of Law），因此对纳粹践踏法治极为不满。1938年，里特尔出席现象学之父奥地利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G.A.Husserl）的葬礼。胡塞尔曾任教于弗莱堡大学，纳粹上台后，他因犹太人血统被开除，出版权也遭到剥夺。在纳粹高压下，里特尔是唯一参加胡塞尔葬礼的弗莱堡大学教职人员，这无疑是他对纳粹反犹的公开挑战。里特尔笃信路德宗，并加入了信义教会，抵制纳粹所宣扬的“雅利安基督教”（Aryan Christianity）。】1938年，里特尔在耶拿发表数篇演讲，猛烈抨击为纳粹利用的尼采超人哲学。随后，他加入弗莱堡集团（Freiburger Circle），甚至还参与了施陶芬贝格计划。行动失败后，里特尔被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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