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现代化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时间：2021-04-17 08:22: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国时期虽然短暂，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一大贡献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当时各种主义、思想非常活跃，学者们先后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工业化与农业化等十多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拓展思路、达成共识，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律。民国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今天以辩证的理性态度加以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论辩；共识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1-0005-09
19世纪40年代，英国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20年以后，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下举办洋务新政，迈出了她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洋务运动是中国学习西方、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现代化运动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十分激烈的争论。晚清的师夷①与守旧之争、维新与翼教②之争、革命与立宪之争，实际上就带有中国现代化道路之争的性质。及至民国成立，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深入和曲折，争论越来越多。除了我们熟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以外，还有民主与独裁之争、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等等，与晚清的争论相比，这些争论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这些争论说明中国“现代化探索存在一种内在挣扎与困境”。[1]2014年，何爱国博士出版了他自2005年以来研究民国现代化思想史的成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1912—1949）》，该书重点叙述了民国时期学者们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大争论。笔者捧读之后，感慨颇多，兹就以下几个方面做点发挥。
一、真理愈辩愈明
真理愈辩愈明，这在东西方都是普遍认同的公理。在东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就对辩论的意义和原则做了说明，指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2]在西方，希罗多德就在著名的作品《历史》中提到阿尔塔巴诺斯说：“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3]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而公开讨论问题乃是人类接近和获取真理的途径，同时也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梯。
真理愈辩愈明，其首要的含义在于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要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就需要“辩”——辩论对错、辨明是非，了解真相，提高认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组织或集团，都不是真理的代言人，都不能宣布自己掌握的就是绝对真理，都不能要求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其次，在众多寻求真理的人群中，有些人常常比别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懂得多一点、思考得深刻一点，他们被人称为伟人。但是伟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和不足。“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透过这则民谚，我们可以看出，与普通人相比，伟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就是多出那么“一点”而已。强调伟人的智慧和能力的有限性，并不是否定伟人的作用和价值，而是要说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
第三，它反映了人们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的曲折过程。由于真理的客观性和人们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认识真理。我们所能观察和把握到的仅仅是表象、局部的真理，有时甚至完全是谬误。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表象时，批评的声音能让我们晓得自己的肤浅；当我们仅掌握了部分真理时，辩论的声音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丰富我们的认识；而在我们陷入谬误的旋涡时，反对的声音能使我们及时发现错误，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论是哪种情形，辩论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以来，围绕‘以何立国’、重工重农、工农联合、如何救济农村、破解三农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农业化与工业化两条道路的长期论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三次论争高潮。长期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翁文灏提出的‘立国以农，建国以工’得到了学界和国民党政府一定程度的认同。”[4]“‘本位派’、‘西化派’双方在论战过程中，既不断批评对方的主张，更加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又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双方的观点越来越明朗化，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共识。”[4]（208）思想同思想相碰撞，才有思想的比较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没有辩论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知道是非优劣，更不可能取长补短，达成共识。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辩，一方面拓展了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思路，另一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两者均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
提起真理愈辩愈明，就不能不联想到另一句话——不争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5]如何看待真理愈辩愈明与“不争论”之间的矛盾呢？笔者认为，理清这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1）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正常的理论探讨变味成“姓社姓资”、有没有坚持什么路线、什么主义、什么原则之类的争论。继续这种争论模式，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不争论”不是不讲是非，而是要摒弃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给别人乱扣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大帽子的“左”的做法，冲破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的束缚，而不是反对有价值的争论。
（2）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风风雨雨的整肃，加上多年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方面神经过敏、缩手缩脚，另一方面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日渐老化、退化。也就是说，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缺少的不仅是胆识，还有学识。不改变这两种情况，争论也只会是似是而非的皮毛之论，而不可能有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