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术语研究的新拓展
时间：2021-04-17 08:23: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心中国术语学建设的人，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近年来，非科学技术界的学者，关注甚至着手研究术语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先是语言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较多关注本学科的术语研究，接着，又有来自历史学界、文学批评界的知名学者，如冯天瑜、陈平原先生，著文探讨与术语研究紧密相关的问题。近来，笔者又读到从事汉语研究的李润生、王东海等青年学者术语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专著。这些看似与以往术语研究“不搭界”的学术领域的学者，关注并投身到术语研究中来，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它体现了国内术语研究不断拓展的新势头，更预示着中国术语学建设的喜人前景。
冯天瑜教授早已是历史学界颇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近年来致力研究的课题，是通过对汉语中一些原本来自日语、至今已经广泛使用的学术术语的分析研究，透视中日两大民族在近代的思想文化交流史。有学者称之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单从这一定名本身，就足以显示它的跨学科性质。其独辟蹊径的视角，确凿可信的材料，令人耳目一新，并已经引起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注意。无论从历史学立场，还是从术语学角度，他的研究都给人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这也许正是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与魅力。
相比之下，陈平原教授的《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一文（载《读书》2008年第 4、5 期），可能暂时还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反响。他从“幽灵一般的关键词”切入，从“词汇的结构”到“观念的历史”，到“新训诂学”，到外来词研究，纵论了近年来几个不同人文科学领域内围绕“关键词”展开的研究。需要说明，作者笔下的“关键词”，实际上就是“术语”的同义语。由于作者学养深厚，视界广阔，思路活跃，语言活泼，读者从中能读到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很多。
首先，读者能领悟到术语的广泛存在性。用陈先生的话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中国，但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你学什么专业，更不管你学术立场如何，多少都得跟‘关键词’打交道。”因此，他才说出“幽灵一般的关键词”。幽灵者，到处游荡，无所不在也。这不正应验了术语学书中常说的“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和“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术语”这两句话吗？只要说到“知识”，只要说到“理论”，就必然离不开术语，也必然会涉及术语学问题。他还引用别人的话说，“术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术语影响我们的阅读，术语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一些看似简单、基本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激烈论争”“为了获得开展学术对话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平台”，也不能不研究术语问题。
其次，读者还会读到，在当今中国，关注并研究术语问题的特殊必要性。为什么“‘词语梳理’作为一种学术思路”，近年来会“逐渐荡漾开去”？陈文引用他人的话说：“这似乎更多着眼于纠正‘误读’，以便建立有效的‘交往’与‘对话’的平台，即所谓‘正本清源’。”他自己也深有体会地说：“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尴尬场面：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就是没有共同语言……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由于汉语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环境，人们对‘关键词’的理解，颇多偏离原意之处。偏离无碍——有时还要‘误读’呢！——但要知其所以然。”那么，研究术语仅仅是为了给有关术语下定义吗？他认为并不如此：“这并不仅仅是对术语的界定，而是批判性地检验术语的词源意义和历史沿革的意义，从广泛的文化视角提出当前文学理论界（其他理论界当然也是一样——引者）正在思考的问题，这本书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术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我们的立场也随着发生变化。”这些话已经反映出人文科学术语与自然科学技术术语的不同，对此文中还另有涉及。他借国外学者的话说明了“阶级立场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即“每个阶层乃至团体，都有自己对于语词的特殊理解……意义的变异性不论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更何况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等等。
然而，陈文的意旨，既然是谈“学术史视野中的‘关键词’”，因此，它更侧重于论述研究术语的方法论意义。这类研究的主旨“不是对于特定词语的收集、整理、汇编、订正，而是发现缝隙，直面冲突，质疑定见，探询词语背后的思想意涵及历史结构”。这里，陈先生所讲的，实际上也是术语学一般理论要阐释的问题，只是他说得更自然，更活泼，也更易于为读者接受。
众所周知，术语学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作为一个学科，它在中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对术语学的研究方法难免有陌生之感。但陈文告诉我们，“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中国学者来说，实在是‘老树新花’”。文中披露了西方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瑞恰兹（即著名的语义三角图的创建者之一）与中国学界的“缘份”，他的语义学理论对包括朱自清在内的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启示。作者还引述胡适与傅斯年等大师学者对清儒阮元学问的表彰，认为：“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以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这最后一句话特别值得细细解读。它蕴涵了术语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与综合性，以及这一研究路径的普适性。如果你研究的是与思想史有关的术语，那么解决的就可能是思想史中的问题；如果你研究的是经济学、法学的术语，那么解决的就可能是经济学、法学方面的问题。原来，跨学科的术语学研究方法“之名”，对中国学者也许陌生，但“之实”却是早已有之的。
于是，对李润生与王东海青年学者的研究选题，便会有深入的理解了。他们两位都是著名训诂学学者王宁先生的高足。他们的博士论文分别是《〈齐民要术〉农业专科词汇系统研究》与《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近年来，王宁先生一直在探讨如何从中国训诂学合理的理念和实践成果出发，来创建一门汉语词汇语义学。这两篇博士论文都是这一研究系列的子课题。王宁先生肯定了王东海选用法律词汇为例作为专科词汇研究的合理性：“因为法律领域在中国古代专门性相对比较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意义确定的特点。”论文作者从术语界定入手，以义项为单位，从法律事象和古代的解释材料中总结出概念定义，完全用的是训诂学的方法。同时，他又“采用了知识本体系统的操作程序，紧紧把握了‘有序’和‘关系’这两个基本要点，整理出词语有序的语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法律专科词语的系统描写”。如张志毅先生在为王东海先生一书的序中所言：“（这一选题）对训诂学、汉语历史词汇学、语言学、术语学、法律语言学等研究都有推动作用。”从两位先生极为中肯的评语中，既能读出这一研究的继承性，它所坚守的训诂学，或称词汇语义学的研究传统，又能看出它吸收的超出这以外的方法。但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如果从术语学立场出发，还可以侧重从逻辑学角度分析《唐律疏议》中各种定义方法的分析与归类，从认知角度看这些术语及其定义的严密与完备程度，从而进一步透视唐代法制建设的水平等。总之，借助术语学的视角，采取跨学科的方法，还可以拓展出许多新路径、新空间。
对汉语术语学建设来说，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都是可贺可庆的事。此前，中国从事术语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一大批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学者。他们在几十个学科术语的定名工作上，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由“知识爆炸”引起的“术语爆炸”的出现，越来越呼唤术语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接着，大约10年前，一些学外语出身的学者开始了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术语学理论的工作。对中国术语学建设来说，这种引进是必不可少的。但引进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解决汉语的术语问题。这些学者的长处在于对国外的相关理论较为熟悉，但缺乏术语工作的实践，自身学科的术语状况往往又难以为他们的理论引进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真正既熟悉国外术语学理论，又有术语工作实践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而今，又有了一批新的、从事主流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入了术语研究领域。这对建立以汉语术语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术语学研究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幸事。其中的很多学者，名望高，影响大，能为术语学建设做很多他人无法替代的事。按传统的学科分类，他们可能处于主管术语工作的专门机构的工作视野之外，但支持他们的研究，又应该是这一机构份内的事。
于是就引出一个问题，国家授权主管术语工作的专门机构，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起码有两点是应该去做的。第一，要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研究，并对他们的研究方向给予必要的支持与鼓励。须知，代表新方向的跨学科的研究工作是很需要扶植的。第二，针对术语学具有跨学科与综合性的特点，设法为这些身处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创造一个跨学科的交流平台，为他们找到一些兴趣的契合点或有互补性的话题，以利于开展更有成效、更有针对性的交流。把这称作“组织工作”也好，“服务工作”也好，研究者们一定都会表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