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时间：2021-11-09 15:38: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 作者：重庆工学院 郑茜 章晓英
▲ 本文为重庆市“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部分内容，合同编号：0005
内容摘要：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分析工薪差距和可支配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笔者认为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中等收入的收入和比重，健全个税制度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收入差距 消费倾向 持久收入 收入预期 支出预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低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呈现下降的趋势，以重庆为例，城镇居民的收入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8.01%，但是中、低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在2003年分别下降到0.46和0.068，又由于中低收入在人口中当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因此导致整个重庆市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
工薪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收入等级越高，工薪增长越快，增幅越稳定。根据重庆市的统计年鉴显示，1997年以来，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以年平均6.6%的速度增长，但是各收入阶层工薪的增长幅度，增幅的稳定性各不相同。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收入等级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最低收入组增幅为3.12%，低收入组为-1%，中下收入组为4.89%，中等收入组为5.04%，中上收入组为8.16%，高收入组8.8%，最高收入为10.31%，可见，只有中等以上收入组的工薪增长幅度是高于6.6%的平均水平，中等以下收入组的增长幅度是低于平均增幅；从收入增幅的稳定性来看，收入等级越高，增幅就越稳定：根据重庆市1997到2003年的统计年鉴显示，从1997-2003年之间，收入下降的年份，最低收入组有4年，低收入组5年，中下收入组4年，也就是说中等以下的收入组在7年中，60%的时间收入是在下降。与之相反，中等收入以上的组，除中上收入组有2年收入下降，其余各组均只有1年收入呈现下降趋势。
各收入组工薪增长的特点导致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居民收入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由持久收入决定。由于工薪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到相当比重(以2003年为例，这部分收入所占比重为72.5%)，所以工薪收入长期以来被城镇居民视为持久收入。由于中等以下收入组工薪增长速度缓慢而且增幅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特点，导致这部分居民即使工薪收入在某一个时段有所增加（只要不是大量增加），所带来的只是储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消费支出并无增长，以至于当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较低。以2003年为例，中等以下收入组工薪增长速度在25%以上，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均低于0.46。而高收入组在工薪增长12.55%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却达到0.7。工薪收入增长的这种特点不仅导致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
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对中等以下收入组消费倾向的影响
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等级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程度越大。根据重庆市1996-2003年之间的年鉴资料，重庆1996年中等以下各层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550-850元之间，中等以上收入组之间差距在700元-2000元之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为5973.76元，2003年中等以下各层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100-1220元之间，中等以上各收入组等级之间的差距在1700-4800元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收入的差距扩大到12659元，可见，随着经济的增长，各收入组等级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并且收入等级越高，等级之间的差距越大。这种趋势必然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对于最低及低收入组的居民，他们往往从事劳动报酬教低的职业或处于下岗、失业状态，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很少，收入不仅低且不稳定。因此收入之间差距的扩大，会使该部分居民的贫困感越来越强烈，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加悲观，所以他们尽可能压缩现期消费而进行预防性储蓄，以2003年为例，最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68；对于中下收入组的居民，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时，使得他们面对中等以上高收入者时，贫穷感增强。并且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低收入组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这种趋势使得低收入组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对中下收入组的居民产生强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支出预期增加。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教育、住房、医疗变为由城镇居民自己支付的“必须品”，且其数额远远超过中、低收入组居民当期的收入，所以称为“大额刚性支出”。由于数额较大就对中、低收入形成支出约束，但这部分支出相对于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是大额，所以对高收入者支出的约束不大。但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中、低收入组的大额刚性支出迅速增加：1996~2003年之间，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11.4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8%。最低和低收入组收入年平均分别增长3.47%，3.7%，大额支出年平均分别增长13.12%和15.25%，可见，最低和低收入组收入的增长低于平均水平，大额刚性支出的增幅高于平均水平。这种趋势导致最低和低收入组居民的支出预期上升，不仅如此，还导致最低和低收入组的大额刚性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分别上升了13.46%，16.61%），比重的上升又使得该部分支出对低收入的支出约束增强。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他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储蓄，使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更强。在中下、中、中上等级收入各组中，年平均收入增长分别为5.03%，6.56%，8.23%，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1.18%，15.84%，16.6%，可见，中下组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虽然略低于平均，但收入的增长也低于平均，中、中上组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平均，但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幅度远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因此，大额刚性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上升了8.78%， 15.09%， 12.08%）。可见大额刚性支出对于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约束也增强了，使得他们为了未来医疗、教育、居住的大额支出，不得不进行有针对性得预防性储蓄，这种支出预期必然使得该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以消除居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安全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出台针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生活因难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负担的医疗救助机制，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居民难以享受医疗保险的问题。出台针对低收入者的住房补助计划，提高住房补贴，加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以降低居住的支出约束。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中偏上收入组居民通过诚实劳动、提高合法经营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体现劳资双方利益的工资谈判制度。现阶段收入分配是企业经营者做主，职工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建立在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劳资双方就企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收入分配进行协商的谈判机制，不仅有效缓解企业和职工的矛盾，而且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是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的比重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通过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制度，缩小中低收入与高收入组的差距。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最后手段。与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机制相比，它的作用有限，但其社会影响却比较大。而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的再调节。这个调节对平衡社会心态、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加强对诸如个人所得税，居民财产、商品税的征管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陈宗胜.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内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4)
2.韩留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2)
▲ 本文为重庆市“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部分内容，合同编号：0005
内容摘要：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分析工薪差距和可支配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指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笔者认为完善社会保障、提高中等收入的收入和比重，健全个税制度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收入差距 消费倾向 持久收入 收入预期 支出预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低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呈现下降的趋势，以重庆为例，城镇居民的收入在1996年至200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8.01%，但是中、低收入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在2003年分别下降到0.46和0.068，又由于中低收入在人口中当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因此导致整个重庆市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
工薪收入差距对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收入等级越高，工薪增长越快，增幅越稳定。根据重庆市的统计年鉴显示，1997年以来，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以年平均6.6%的速度增长，但是各收入阶层工薪的增长幅度，增幅的稳定性各不相同。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收入等级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最低收入组增幅为3.12%，低收入组为-1%，中下收入组为4.89%，中等收入组为5.04%，中上收入组为8.16%，高收入组8.8%，最高收入为10.31%，可见，只有中等以上收入组的工薪增长幅度是高于6.6%的平均水平，中等以下收入组的增长幅度是低于平均增幅；从收入增幅的稳定性来看，收入等级越高，增幅就越稳定：根据重庆市1997到2003年的统计年鉴显示，从1997-2003年之间，收入下降的年份，最低收入组有4年，低收入组5年，中下收入组4年，也就是说中等以下的收入组在7年中，60%的时间收入是在下降。与之相反，中等收入以上的组，除中上收入组有2年收入下降，其余各组均只有1年收入呈现下降趋势。
各收入组工薪增长的特点导致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居民收入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由持久收入决定。由于工薪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到相当比重(以2003年为例，这部分收入所占比重为72.5%)，所以工薪收入长期以来被城镇居民视为持久收入。由于中等以下收入组工薪增长速度缓慢而且增幅相当不稳定的这种特点，导致这部分居民即使工薪收入在某一个时段有所增加（只要不是大量增加），所带来的只是储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消费支出并无增长，以至于当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较低。以2003年为例，中等以下收入组工薪增长速度在25%以上，但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均低于0.46。而高收入组在工薪增长12.55%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却达到0.7。工薪收入增长的这种特点不仅导致中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
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对中等以下收入组消费倾向的影响
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等级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程度越大。根据重庆市1996-2003年之间的年鉴资料，重庆1996年中等以下各层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550-850元之间，中等以上收入组之间差距在700元-2000元之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为5973.76元，2003年中等以下各层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在1100-1220元之间，中等以上各收入组等级之间的差距在1700-4800元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收入的差距扩大到12659元，可见，随着经济的增长，各收入组等级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并且收入等级越高，等级之间的差距越大。这种趋势必然影响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收入预期下降。对于最低及低收入组的居民，他们往往从事劳动报酬教低的职业或处于下岗、失业状态，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很少，收入不仅低且不稳定。因此收入之间差距的扩大，会使该部分居民的贫困感越来越强烈，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加悲观，所以他们尽可能压缩现期消费而进行预防性储蓄，以2003年为例，最低收入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68；对于中下收入组的居民，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时，使得他们面对中等以上高收入者时，贫穷感增强。并且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低收入组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这种趋势使得低收入组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对中下收入组的居民产生强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中、低收入组居民支出预期增加。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教育、住房、医疗变为由城镇居民自己支付的“必须品”，且其数额远远超过中、低收入组居民当期的收入，所以称为“大额刚性支出”。由于数额较大就对中、低收入形成支出约束，但这部分支出相对于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是大额，所以对高收入者支出的约束不大。但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中、低收入组的大额刚性支出迅速增加：1996~2003年之间，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11.4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8%。最低和低收入组收入年平均分别增长3.47%，3.7%，大额支出年平均分别增长13.12%和15.25%，可见，最低和低收入组收入的增长低于平均水平，大额刚性支出的增幅高于平均水平。这种趋势导致最低和低收入组居民的支出预期上升，不仅如此，还导致最低和低收入组的大额刚性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分别上升了13.46%，16.61%），比重的上升又使得该部分支出对低收入的支出约束增强。在这两个因素作用下，他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储蓄，使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更强。在中下、中、中上等级收入各组中，年平均收入增长分别为5.03%，6.56%，8.23%，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1.18%，15.84%，16.6%，可见，中下组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虽然略低于平均，但收入的增长也低于平均，中、中上组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平均，但大额刚性支出的增长幅度远高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因此，大额刚性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上升了8.78%， 15.09%， 12.08%）。可见大额刚性支出对于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约束也增强了，使得他们为了未来医疗、教育、居住的大额支出，不得不进行有针对性得预防性储蓄，这种支出预期必然使得该部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以消除居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安全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出台针对中低收入者特别是生活因难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负担的医疗救助机制，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居民难以享受医疗保险的问题。出台针对低收入者的住房补助计划，提高住房补贴，加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以降低居住的支出约束。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中偏上收入组居民通过诚实劳动、提高合法经营收入；另一方面，要建立体现劳资双方利益的工资谈判制度。现阶段收入分配是企业经营者做主，职工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建立在政府的指导协调下，劳资双方就企业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收入分配进行协商的谈判机制，不仅有效缓解企业和职工的矛盾，而且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是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的比重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通过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制度，缩小中低收入与高收入组的差距。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最后手段。与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机制相比，它的作用有限，但其社会影响却比较大。而个人所得税是从结果上对个人收入的再调节。这个调节对平衡社会心态、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个人税收系统，加强对诸如个人所得税，居民财产、商品税的征管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1.陈宗胜.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内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4)
2.韩留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