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颠覆冲动

自十七世纪三十年代锁国以后，日本人再未正式踏访中国。直到一八六二年，一艘旗号“千岁丸”的日本官船驶入上海，才开始中日之间的破冰之旅，也开辟了近百年的血火之路。船上以各藩武士为主，他们广泛结交中国儒生。一次，一个中国儒生赋诗书写在扇面上，诗中有纳贡的事和蛮王等字句，于是日本武士勃然大怒，当即扔掉那把扇子说：“我们神国的天皇，万古无变，世上无与伦比。你岂能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儒，实在失礼。”记载此事的日本人，直夸这个武士胆量十足，好像当年的大伴古麻吕，而古麻吕敢在唐玄宗宴请各国使节时因座次安排问题凛然抗争，长期以来一直被日本人视作豪气英雄。

这种被日本人津津乐道和大书特书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不放在心上而轻忽视之。但实质上，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却流行着中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也蕴藏着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某种心理情结。更重要的是还显示着日本的特殊性。一般流俗所见之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度。当隋唐强大时学习中国，当西方强大时学习欧美，学习速度之快、学习烈度之大，常常令人咋舌。但人们常常忘了，日本不仅是一个善于学习强者的国家，还是一个善于颠覆强者的国家。后一种冲动，潜伏之长、蓄劲之久、爆发之烈，同样令人咋舌。

古代中国久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天下观，既用以表述政治哲学上的自我追求，也拿来规划本国及周边其他国家的内外秩序。古代中国的意识主体是活跃于中土、中原、中国、九州又或神州大地上的华夏民族，他们奉天承运，以道德自主和实践后果来见证天命所归，尊崇政治大一统，把国家的都城以及统治权所辖领域视为天下的中央，而四方之地则有四夷之族（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根据距离远近的不同而有所谓“五服”制度，根据时势强弱的不同又有所谓“征伐”和“声教”之异，目的所在或是希望以华夏化夷狄，或是期待四方慕德来朝，总归是华夷一家，万邦协和。这一套天下体系，既如赵汀阳所言，在理念上是至广无外的，因为天下就意味着天地之问无不覆载，是“整个世界的内部化”；又如葛兆光所言，根据礼仪的系统规范而不断区别乃至强化内外、华夷和尊卑的上下等差序列。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华夷秩序，在政治上表现为宗藩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朝贡贸易，在历史上则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种历史的实际表现，既说明了古代中国天下体系的效用，也反证着它的限度。

所谓“华夏”或“中华”，从字源上来看源自地域概念，作为民族之称，其主流趋向代表的并非血缘意义，更取决于文化、制度、礼仪、风俗和价值观。因此，尽管中国人总是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和期待“用夏变夷”，也总是恐惧“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但华夷关系却并非先验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也是可以通过制度变革、风俗改造和礼仪实践而相互转化的，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变通性有利于促进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及域外各国家的交流，也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蹊径和正统性的说明，同样，还给日本在中华世界力争天下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当然，更关键的是，“作为前近代东亚地区的‘通念’，‘中华’，本是道德价值、经济实力和政治能量的至高体现”（韩东育：《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220页），而这也恰好是诱惑域内外各族群竞相争夺中华象征的原因。

中日关系渊源亦久。据考证，《山海经》中有关倭、扶桑、黑齿国和毛人国的记载可能都牵涉日本；《史记》曾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带数千童男女东渡，据说是去了日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梁书》则传说当时的倭人均自称是泰伯之后，此正与朝鲜自称是箕子之后一样，表达了一种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之情。最无可疑的是，公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封赐倭王的“汉委奴国王印”，一七八四年在日本志贺岛被发现，足见日本正式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至迟在东汉已现端倪。此后日本也不断遣使请封，单南朝《宋书》所记四二一至四七八年间倭国王“万里修贡”即达七次之多，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已经相当不易了。大化改新是日本大规模采用隋唐律令制的政治变革，唐文、唐风以及中国化的禅宗，均深入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至今。入明以后，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接受明朝的册封，合作清剿倭寇，且以属国的名义和勘合贸易的形式向明朝多次大量派遣朝贡使节团。江户时代（一六0三至一八六七年），日本锁国，却也是朱子学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时期。正是存在这种渊源，也因为华夷关系的相对化和变通性，以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为代表，近世早期日本人的“通念”是，通行汉字和礼仪的诸国皆可列入“中华”，否则就是“外夷”。所谓一衣带水，所谓文化母国，所谓同文同种，所谓中日一家，都是对这种历史渊源的不同表述。

但是，日本对中国虽然追慕和学习，为了实利也偶能遵从朝贡礼仪，却恭顺时少，不驯时多。六0七年，日本遣使投递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炀帝还以为是蛮夷不知中华礼仪，故置而不问。其实并非不知礼仪，隋唐时正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盛期，有唐一代亦未少派使节和留学生，中华皇帝颁给日本天皇的诏书也明确写有“远修朝贡”的字样，甚至被日本人夸为英雄豪杰的大伴古麻吕，在唐玄宗的宴席座次上所争的也只是与新罗的对等和优位而已。他们当然知道古代天下体系是中国中心，也深知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而肯大力学习，但即使如此，他们私下记述遣华使节时却极力避讳“朝贡使”而称之为“遣隋使”“遣唐使”。唐人对此未必不察，《旧唐书》就说：“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正是由于日本的桀骜不驯和叛服无常，在古代天下体系中，中日关系多是若即若离，明确的朝贡关系更是断长于续。从五0二年开始，倭奴国即已不再朝贡中国；八九四年以后，菅原道真索性终止派遣遣唐使；直到明成祖时才重归朝贡体系，但一五五一年，室町幕府尚未完全终结，而中日宗藩关系却先告彻底终结。尽管如此，无论是维持和延续天下体系中的朝贡往来，还是隔断和终结中日宗藩关系，日本却从未停止对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热切追求。

四八七年，倭王武向中国南朝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这既是宣告倭王通过东征、西服和渡平四夷而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小中华世界”，也是表示这个“小中华世界”仍是归属于“大中华世界”的一部分。到了一六一0年，日本方面投书给中国方面说：“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賨。”所列诸夷国，除了日本之外已基本囊括明太祖“十五不征之国”，这等于是宣告，以日本为中心重构的华夷秩序不再归属于旧的天下体系，而是与中国中心的华夷秩序存在同构性质的双峰并峙和两极对立。

对于德川家康领导下的“小日本”来说，这当然只是一种虚夸和想象。但日本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朝鲜和琉球双向朝贡，却也初见成效。事实上，倭国就不断插手朝鲜半岛的事务，向中国要求的都督军事范围扩及“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六六三年，日本与大唐分别联合百济和新罗大战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白村江，日本败退，百济灭亡。从一五九二至一五九七年，丰臣秀吉两次进攻朝鲜，在中韩联手下被打败。武攻不成，就改礼争。礼争也是渊源已久，但以前多争执于在古代中国天下体系中的优先问题，江户时代以后，日本则总是千方百计在称谓、礼数、聘享等方面穷尽心机，意在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朝贡属国。对琉球亦复如是，且更进一步，琉球国王在接受中国册封之前，更被强求先“上江户”朝拜，而这都是为了显示“日本之御威光”。

要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就必须把日本塑造为别具一格的中华形象，从而争取与中国的对等地位。先是从倭国改为日本，倭王变成大公王再号称天皇。公元六四五年，原本没有年号的日本拥立孝德天皇，改元“大化”，而朝鲜则一直奉中华正朔，直至清代都视日本年号乃“僭号”。锁国以来，日本久不与中国通，自立意识日渐膨胀。他们越来越厌闻日本乃泰伯或徐福之后的传说，凡载其说者均须火之削之；日益讳言乃至篡改古来向中国朝贡的事实，对朝贡者极尽妖魔化之能事，而对敢于向中国叫板的人事则推崇备至。足利义满向大明朝贡，导致了“国格的丧失”，是一种“国辱外交”，简直就是“恬不知耻”！即使承认自己是东夷，“夷”也意味着“尚武”（熊泽藩山）或“平实”（伊藤仁斋）的新解；而伴随国家统合化过程的逐渐完成，所谓“天下”、所谓“中国”，早已用来指代日本本土。

不仅要把日本塑造为新中华以与中国争取对等地位，还要这个新中华超中国而上之。机缘巧合，明清鼎革，建州女真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人内乱频仍，无能挽救大局，竟纷纷东渡日本乞师。乞师者渲染清的残暴，向日本“称臣自小”，又极力称颂日本乃与中华同类，甚至公开暗示日本已超过中华本土。这自然令日本人大喜过望。尽管日人并未出师相援，但林罗山的子孫却特意编了一部海外情报集，计三十五卷，搜罗一六四四至一七一七年间约两千两百件文书，取名就叫《华夷变态》，深刻流露出日人对明清鼎革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才半个世纪前，丰臣秀吉还大骂明朝：“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无论问鼎中原者是汉人抑或满人，日本人其实都一样藐而视之。

不止如此，正是因为中国易姓革命不断，相对照之下，日本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现世子孙且万世一系的神话，成为维系日本之为日本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受朱舜水影响的水户学人，费数百年精力，苦心经营《大日本史》，重新建构天皇正统的历史脉络，根本动力之一就在于，塑造天皇即塑造中华，而且是塑造超中国本土而上之的新中华。所谓大日本，所谓神国，所谓皇国，所谓“万世一系”，似乎均足以傲视中国。日本武士所谓“我们神国的天皇，万古无变，世上无与伦比”，早已内化为日本人的一种本能反应，甚至还构成过新井白石将“勘合贸易”颠覆为“信牌贸易”的潜在动因之一——中日之间的经济活动也显然被政治化了。

但是，无论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国、神道独尊的道统自立、中国本土的华夷变态，还是形成双峰并峙和两极对立的华夷秩序，所有这一切，到此为止，既反映着日本在古代天下体系中满怀不可遏止的颠覆冲动，却也更多是日本人在锁国状态中自个儿偷偷摸摸玩得高兴的快感想象。不过到了西力东渐，特别是日本开国不久，原本暗潮汹涌的颠覆冲动，竟果真掀起了滔天巨浪。

西力东渐带来了源自欧洲的国际公法和条约体系，中国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无法维系天朝上国的体面，而且深受条约之苦。洞悉此情的日本，于一八七一年积极主动寻求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日本对国际公法的妙用，也不乏恶用，因为签约两国乃属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但这也是日本借以实现与中国对等的亘古欲望，因为条约的公开性意味着获得了中国的正式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但只用去一点点力气就拿走了琉球，还积极扶持朝鲜国内的改革派，鼓动朝鲜也解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通过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日本沉重打击了清朝，基本瓦解了古代天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是国际公法的义战斗士，相反，这是日本要完成超中国而上之的千古“盛业”。十九世纪以来，清朝割地赔款，藩属解体，边疆告急，本土也多是列强的租界、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而日本则国势日盛，一八七二年纳琉球为“内藩”，一八七九年废藩置县改为冲绳，一八九五年割占台湾，一九一0年又吞并朝鲜。在这个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明治天皇还特意仿照中国皇帝的古来做法，对琉球国主和朝鲜国王分别加以“册封”。至此，在东亚地区，从最初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到近世以来隐性存在的双峰并峙和两极对立，逐渐变成如下格局：以中国为宗主的天下体系彻底终结，而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则一极独立。这种超中国而上之的大业，不再是单纯的想象，而是血淋淋的事实了。日本由于迅速吸纳更强大的西洋工业文明，而变异成为具有中华实质的“大日本帝国”；至于清朝中国则异化为腐朽糜烂的“支那”“清国奴”“东亚病夫”，而备受日人的歧视与蔑视了。

日本的好戏远未唱完，真正的高潮尚未到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议、规划、推行并实践所谓“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才是大日本帝国的巅峰时刻，也是其颠覆冲动最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展露。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日本的颠覆冲动已经具备了双重属性。其第一重属性仍可从日本的亘古欲望得到解释。丰臣秀吉的雄图大略本来就是：“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这种在当时听来极度狂妄的扩张构想，却与几百年后的“大东亚共荣圈”竟若合符节。在明治时期，以丰臣秀吉为题材的历史劇《太閤记》，几乎每年都得公演数次，简直举国若狂，如痴如醉。实际上，不管是幕末以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士人策动于下的纵横之论，还是明治以来国家主导于上的亚太政策，其基本趋向也是举国若狂，如痴如醉。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仅仅是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虽然一极独立，却并未囊括中国在内，遑论东南亚诸国。直到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日本不断西进和持续南进，终于侵占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现了从中国中心的天下体系到日本中心的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同构和彻底取代。这是日本人世代相传的“宿愿”。

其第二重属性似乎不单纯是针对中国主导的古代天下体系，而主要是针对英美主导的现代殖民体系了。十九世纪以来，黑船来航，国门洞开，日本亦如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有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识大势者起而倡议亚洲主义，号召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世界联合起来以抗击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理解所谓“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脉络。正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针对中国一样，甲午战争是扛着解放朝鲜的“义战”大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针对美、英、法、荷等殖民者，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则是扛着解放东南亚诸国的“圣战”大旗。不容忽视，这种“圣战”的号召对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是有巨大感召力的，范例如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先生，他对所谓“支那事变”的合理性一直抱有深刻的疑虑，但对“大东亚战争”所抱负的世界史使命，则认为“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然而，解放朝鲜是为了独吞朝鲜，是要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同样的逻辑，解放东南亚诸国则是为了清除欧美帝国主义势力，并重建大日本帝国主导的东亚殖民体系。就在我们努力去相信竹内好的“不同战争论”等主张时却发现，这“两种”战争的共同圈域指向，好像并未超越丰臣秀吉早年设计过的所谓“大日本”范围。

合而观之，日本对古代中国天下体系的颠覆与重建，是形似而神异；其对现代东亚殖民体系的颠覆和重建，则是言反而实同。古中国虽以天朝上国自居，在礼仪上要求表达封贡的尊卑序列，但在内政上各国均有独立的自治权，在经济上则厚往薄来和予多取少，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中国的拖累之大，以至于历代中央王朝（特别是到了后期）都须限制藩属国的朝贡次数和规模。而日本不仅以东亚盟主自居，强力推行殖民文化政策，而且以各种监督方式实际干涉乃至傀儡化各国的政权，在经济上则以掠夺资源和倾销商品为主。尽管日本国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那种极端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总是满嘴反西方的话语表述，却根本无改西方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争霸逻辑。

客观而言，日本对中国主导的天下体系的摧毁是致命的，今日中国凡是稍有理性者，都不可能会同意再回归旧的天下体系，因为道德上的平等观必然拒绝有损尊严的华夷秩序，经济上的互惠观必然否定虚荣输血的朝贡贸易；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体系的打击也是沉重的，白人种族优越论的神话，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日军如秋风扫落叶的攻势面前，基本破灭了，这导致欧美于战后再想重建殖民秩序，也变得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了。

业师韩东育先生尝言，如今的日本既不太像中国，也不太像西方，而是越来越像自己。尽管日本先后大力学习中国和西方，却何以会日益回归自我呢？这一点，若从日本的颠覆冲动上加以探索和理解，或可庶几得之。也许，任何一个不失质量的民族，在追求卓越和谋求超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锲而不舍，大概都根源于发自内心的某种颠覆冲动，只是如何进退取合，又如何明智权衡，则难乎言之矣！但像日本这样一个富于颠覆冲动的国家和民族，与中国又杂有血脉关系和彻骨之痛，通观其历程，得失成败之鉴，未必不值得国人细细品之。特别是，日本自江户时代以来，虽然锁国，却通过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提供的“风说书”，最为重视对中国大陆信息情报的搜集和研究；明治以后，日人纷至沓来，对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白山黑水、西域大漠等区域的地理资源和政情风貌，均进行了勘探、调查和剖析，其时间之绵长，规模之庞大，程度之精密，真是令人怵惕恐惧，却也无法不叹为观止，而我们对这个近邻，至今又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

（《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韩东育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二0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