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的学术创新及其启示
时间：2020-08-15 07:55: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百科全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经学研究自近代以降逐渐被社会所遗弃，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廖平。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承续中华文化慧命，光畅民族生命大流为职命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历经三代人的努力，经学研究才重新露出曙光，国学复兴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当然，复兴国学非旦夕之功。经历过“五四”第二次“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阵痛，经学研究被西方分门别类的学科所取代，原本完整的体系被解构，经学原典中的文化精神被消解，现代人的疏离感瓦解丁经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今天的学者耕深载厚的积累，矢志不移的毅力，更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以《尚书》为例，《尚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献典籍之一，自经孔子整理之后，成为儒家文化的“群经之首”。先是汉代大儒伏胜、孔安国、贾逵、马融、郑玄，继之唐代孔颖达，在有清一代《尚书》研究达到高潮，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阮元、俞樾、王阊运、吴汝沦、王先谦、孙诒让、皮锡瑞……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问家没有研治过《尚书》。《尚书》也因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经师儒师。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在中国自古就被列为儒子的“小学”必修“教材”，到了现代以后，不仅研究者越来越少，而且就连读懂《尚书》都成为一个问题了，《尚书》几近要成为“绝学”了。回顾二十世纪《尚书》研究学史，研治《尚书》者屈指可数，章太炎、顾颉刚、周秉钧、屈万里、王世舜等少数大家横亘了这一个世纪。
不过，就在这几个大师的光照下，著名学者钱宗武先生的《尚书》学研究已然光彩夺目。作为章黄传人，钱宗武先生积几十年研究之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尚书》学研究同辈学人中第一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在《尚书》研究中作出了新贡献，对汉语词汇语法史和上古汉语研究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向熹，《今文尚书语言研究·序》，岳麓书社1996年版)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钱宗武、杜纯梓著)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结下的硕果。
一
《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以下简称《新笺》)不仅在尚书研究领域中突破前人的藩篱，而且也超越了自我，开拓出尚书研究的新境界。归结起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新的研究理念。千百年来，《尚书》研究重名物训诂，轻语言分析。而《新笺》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全面审视《尚书》的传世文本，以语言要素作为分析研究的单元，用人们熟悉的传统笺注形式，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尚书》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笺。在书中，作者斟酌古今主要传注近百种，择善而从。不仅对难懂的词语、重要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和专有名词详加考辨，还对《尚书》中的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新笺》系统地概括了《尚书》的语言现象和特点，并对它们进行了笺解。举凡前人忽略了的通假字研究、抽象词汇的来历、《尚书》虚词系统、单音词向复音词的过渡、自称代词的应用、尚书无“者、也”及大量的叹词等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尚书》中的复杂谓语类型并列句、连动句和兼语句的分析等等，《新笺》都有详尽的论证。
二、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过去几乎所有的《尚书》研究都局限于就《尚书》而论《尚书》，重视其典章制度，轻文化阐释。《新笺》给人们打开了通往上古文明的一条通道。
过去，无论是汉唐大儒，还是有清经学大师，治《书》皆注重语言文字的功夫，方法论上各有开新，但皆不涉文化学方法。如清代扬州学派的王氏父子，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解释学方法体系，“因声比类”、“因声索形”、“因声求义”，侧重的是语音学方法；近人周秉钧则注重训诂学方法，“覆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作者秉承业师遗风，在运用训诂学方法的基础上，着力打通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梁，将视野拓展至文化学方法，开拓出一条文化研究的门径，探讨《尚书》与上古文明的关系以及《尚书》在上古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新笺》一书便是试图以文化学方法对《尚书》作新的解读的重要尝试。如在“虞夏书与上古文明”中，作者指出，《尧典》的文化意义在于以总分式的结构集中反映了尧舜的政绩和功德，因而，《尧典》一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刑法史和文学艺术创作史都有重要价值；《皋陶谟》则反映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禹贡》一篇奠定了中国大一统观念。这样，华夏文明史中上古一段文明的来源都能从《尚书》中找到依据，《尚书》的文化研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作者早年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尚书学家周秉钧先生，并在秉老门下修业多年，秉老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他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比如，清代早期的尚书学研究最大成就在于《尚书》辨伪方面，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彻底否定掉了。但《新笺》的作者绝不迷信前人，他多次肯定《孔传》的训诂学价值，并指出：“清代《尚书》辨伪就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既破除了一种僵化的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催发和启动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学术界对《孔传》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或彻底否定《孔传》，大张挞伐；或完全肯定《孔传》，不容置否……完全肯定《孔传》是错误的，但彻底否定也是错误的。彻底否定《孔传》是破除一种僵化思想后又一思想的僵化。《孔传》伪在作者，但作为魏晋《尚书》的训诂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传》行世以后，《孔传》以前的诸家说多数相继失传。《尚书正义》(即《孔疏》)又以《孔传》为研究基础，《孔疏》是唐代《尚书》训诂的代表性著作。否定《孔传》，汴宋以前就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尚书》训诂材料了。”(钱宗武，《(尚书补疏)疏证》，载《清代扬州学术研究》第546页，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
这样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在《新笺》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详尽的书证、精细的语料数据，一字一词的细心梳爬，充分体现了作者这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态度，同时也让后学者体味到《尚书》研究原来也有趣味在焉，一下子拉近了原本对《尚书》敬而远之的读者与古人的距离。
四、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新笺》体例于“绪论”之外，按历史分期分述“虞夏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商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周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笺注将“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通过语言分析变得人人可读，在此基础上，将《尚书》各篇文本与上古文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实现了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
二
《新笺》一书开启了《尚书》研究的新门径，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举其要者，一是引起人们对《尚书》的文化学意义的新的思考；一是对先秦专书研究的新思路。
比如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他为何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推崇西周文明，自有其道理。然而，从现有史料来看，西周数百年文明除了文武周公、成康之治外，其余皆乏善可陈。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这样一个时代为何值得孔子津津乐道?西周文明究竟哪些方面让孔子钦服?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可信服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上古文明研究的一个缺失。
《新笺》并没有直接解释上述疑问，但却对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予以直接启示。
孔子从周当是不争事实，他学修文武之道，赞扬“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所以《中庸》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自己终生也都以继承文武周公之志、担当周公之道为己任，“吾道一以贯之”。然而，孔子从周之原因由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很少有人深究其原因。
事实上，“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中保存着最多的文献便是有关西周文明特别是周公时期的文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尚书》作深层的文化阐释，这些宝贵的文献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尚书·周书》里面涉及周公的篇章有《大诰》《康诰》《酒诰》僻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等10篇，占整个《周书》19篇的一半多。这些篇章是周公的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形成了周公系统的政治主张。孔子之推崇周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有关答案。
《新笺》通过对《尚书》的文化解读，对于我们思考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之源有着重要的启发。如书中指出：“一些思想家如周公、召公等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中，探讨着如何治国的问题，天才地提出了影响我国数千年的两个根本大法——德治与法治。周公在《周书·康诰》中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敬明乃罚’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德治是主要的；明德是慎罚的前提，法只是德治的辅助，只有德治，才能长治久安，‘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一思想不但为先秦儒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法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周公之所以成为孔子推崇仿效的圣人，一方面出于孔子所生活的鲁国正是周公的封地，亲族认同感、崇拜感是先秦时期人们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一方面是由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礼崩乐坏”，“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正是通过整理《尚书》发现了改革社会现实的良师周公。二人在精神世界中能够迅速实现对接。王健指出：“仅从《论语》这部最早、比较可靠的孔子言论著作中，我们发现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基本上是以《尚书》人物为依据的，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使我们更加确信《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王健，《(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南京：《学海》，2003第4期)《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入伪《古文尚书·君陈》之中。君陈是周公之子。又《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论述夏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新笺》还进一步正本溯源，指出：“无论是《虞夏书》还是《商书》，都只是把天与德或民与德联系起来，到《周书》里才把天与民真正联系起来，把天与民放在同等的位置。”“这样德治思想建立在天民合一的牢固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也就是周代以后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荀子、屈原的‘重民’思想等等，几乎汇成了一股德治的洪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而《周书》中就有周公八诰，集中了反映了周公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云的“吾从周”的“周”更有可能是指周公。孔子所赞颂的人物一个是尧，而赞颂最多的就是周公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称为“巧合”的问题，因为孔子整理过《尚书》是基本上公认的事实。
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中的“为政以德”、“节用爱人”，“先德后刑”都是与周公一脉相承的。除此以外，孔子的“齐之以礼”思想更直接来源于周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为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文化传统。《周书》中《顾命》一篇详细记载了周初礼制，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篇原始文献。
由上可知，儒家文化的核心(一说是仁，一说是礼)与其说是孔子的创见，不如说是周公的肇端，孔子独乐得儒家始祖之名。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年版)他基本上肯定了儒家的道统是从周公始，经孔子到他自己。但是为何以后的儒家在道统上却把周公的地位忽略了呢?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经学历史。读《新笺》一书，使人感觉到，类似的思考还不止这一宗。再比如既然《尚书》被学界公认为中国上古的一部“信史”，为何截自尧始?尧以前的史实如黄帝阙失?笔者以为，《尚书》与上古文明的文化学研究的意义正在这里。
《新笺》还开启了先秦专书研究的一些新思路。先秦专书研究过去往往重在史料的价值发掘、语法的研究，对文化与语言学方面的意义缺少系统的研究。作者则以开拓者的眼光专力于此。他除了发现了《尚书》中大量的文化母题值得深入思考之外，更发现了《尚书》的语言学意义。正如朗斯伯利所言：“单纯从语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语言的历史几乎就是堕落的历史。”(Otto Jesperson，Mankind， Nation and Individual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P．139，Oslo，1925)作者深谙语言尤其是上古语言的潜在丰富表现力远不止语言本身，在文明初期，语言就是文化，就是文明。上古语言与文明的关系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新笺》一书着力于从语言与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尚书》，把《尚书》置于整个华夏文明的长河来考察，虽然从形式上采用的是古人注经的方式，但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新笺》一方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新笺》使《尚书》的语言学研究重新回到了上古口头传统，而不是书面传统。一反过去就文本来笺注文本的模式，把文本放回到当时的口头传统中重新解读。纠正了《尚书》在书面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语言错误，使读者领悟到，原本很不顺口的《尚书》读起来原来也是富于节律的。这节律便是口头传统的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笺》就开启了《尚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新境界。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先秦专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钱宗武、杜纯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1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