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时间：2021-01-25 07:58:31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而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传统政教理想，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后世的继承者那里都被用来反对秦政，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尤其是经过宋儒特意阐发的大同、小康理想，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现代历程中影响巨大，但随着历史进化论的强势流行，宋儒在阐发大同、小康理想时提出的以道观史的历史哲学和弘教行道的实践主张，都被彻底放弃。

关键词：大同；小康；无君；以道观史；弘教行道

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①。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一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既然对秦政的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君主立宪派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往往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比。如王韬在发表于1874年的《变法》一文中说：“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②言下之意，周秦之变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是当下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而构成变法的一个内在理由。又如宋育仁在为陈炽1893年出版的《庸书》所写的序中说：“中国数千年之基，开务于尧舜，集成于孔子，先王之政，备于孔子之书，为万世制作。

秦废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汉虽稍复经术，而政规已定，博士依违，莫敢正驳，六经治世之大律，迁流为文词帖括，无所用。习其书而亡其意，学术益卤莽灭裂。及其从政，舍经术而学于吏胥，在上者察其果所无能，则弃士流而专用市侩。”宋育仁：《庸书》序，见《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页。陈炽在《庸书》正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黄帝以来，重贤累圣，文章功业震古烁今。至于秦而天下之祸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经春秋战国之乱而大半凌夷，及秦政并兼，鞅、斯变法，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澌灭净尽而百无一存。天恻然闵之，于其间生一孔子，宪章祖述，删诗书，定礼乐，表纲常名教之大，以维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数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见第7页。这里不仅将“秦废先王之道”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变革的一大关节，而且明确指出汉代虽然“稍复经术”，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同样是言远而指近，意在直面当下的处境而鼓吹变法。

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来刻画中国历史，这个看法其来有自，在有清一代，代表性的论述首推作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这样论断他所说的“古今之变”：“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页。在黄宗羲看来，与“恻隐爱人而经营”天下的古圣王相比，秦以来的君主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一家之私产，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以三代为理想的政教典范，而且在于否认秦以后的任何时代在根本品质上能与三代相媲美，还进一步认为至元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而是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的观点，或如萧公权所说，“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4页。

就更远的思想渊源而言，黄宗羲的看法来自宋儒。宋儒普遍有回复三代的主张，以三代为切实可行又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认为秦以后的时代——包括汉、唐在内——在根本性质上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以至于魏源曾基于他的敏锐观察说，“宋儒专言三代”魏源基于对历史情势的考量指出三代的制度不可复，比三代更早的上古之风亦不可复：“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阔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引文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版，第49页。另外，余英时亦以“回向三代”刻画“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84页以下。。宋儒何以专言三代，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必得关联于理学的兴起才能获得恰当、充分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三代作为政教典范确立于孔子。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三代理想的再次提倡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在宋代以前，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在汉武帝时，钱穆曾就此概括说：“汉廷学者，至武帝时，几无不高谈唐虞三代，而深斥亡秦者。”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73页。钱穆并不认为汉武帝所为是真的回复三代，因此他特意申明说：“而汉武顾自以为唐虞三代，不知其仍为亡秦之续也。”考虑到钱穆反对把秦以后的君主制定性為专制，他的立论分寸仍值得认真对待。简而言之，钱穆的历史理解仍然深受黄宗羲的影响，即重视宰相对于君主的制衡。此义亦为晚清一些士人说绍述，如汤寿潜的《危言》中有《尊相》一篇，即发挥黄宗羲对宰相制度的高度肯定。汤寿潜主张宰相应当从官员中选举产生，而不应像原来那样直接由君主任命，对此，熊月之总结说：“汤寿潜心目中的宰相，既有很大权力，又经选举产生，实际上已和代议制度下的内阁首相相差无几。”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宋代亦标榜“以儒治国”，以至于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因而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再次被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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