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五国对华制衡差异的分析

时间：2021-01-30 07:56:56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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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采用“对冲”这一概念，以此概括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大国时作出的战略选择。本文试图弥补已有研究存在的两大缺憾：第一，对冲作为一个标签过于模糊、笼统，而不同国家的对冲战略又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是否需要在理论层面上给予解释？第二，对冲被认为是一种混合战略，兼具追随与制衡的特点，但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追随与制衡是否会相互影响并促进对冲战略本身的演变？已有研究没有给出明确可靠的答案。为此，本文系统测量5个东南亚国家在1990年至2017年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并指出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这一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结果显示，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对美密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此外，穆斯林人口、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对冲制衡东南亚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者简介】查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在面对崛起中的大国时，中小国家将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围绕“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这两个关键概念展开辩论。肯尼斯·华尔兹是制衡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在面临快速崛起的大国时，其他国家将会采取制衡策略，加入竞争大国中较弱的一方。参见：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27; 追随则被认为是与制衡截然相反的策略。根据追随理论，中小国家因国力有限，很难改变大国竞争的格局，从而将选择加入大国竞争中较强的一方，以图避免大国的攻击，或者与胜利者一同分享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而产生的红利。参见：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2：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101-102.然而，有关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经验研究则指出，制衡与追随并不能准确描述这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大多数国家均与中国开展密切的经济与外交合作，同时与美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合作。换言之，针对中国的追随与制衡行为是并存的。那么，如何概括并解释这种混合战略？在过去十几年间，国际关系学者结合东南亚的现实，对“制衡”与“追随”的概念进行了修正，重新提炼出了一系列新的术语，如“软制衡”（soft balancing）、“低强度制衡”（low-intensity balancing）、“间接制衡”（indirect balancing）、“复合制衡”（complex balancing）和“适应”（accommodation）等。

繁多的概念丰富了对经验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对话的有效进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摒弃繁复的名词，采用“对冲”（hedging）这一概念来概括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然而，“对冲”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冲”越来越成为一个笼统的名词，被用来概括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政府）的外交政策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学者忽视。正如戴伦·林（Darren J.Lim）与扎克·库珀（Zack Cooper）指出的：“从经验出发，东亚所有国家（除朝鲜外）都可以说成是在实施对冲。因变量变化的缺失进一步破坏了这一概念的分析价值。”

東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5个东南亚国家，它们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根据已有文献，这5个国家均对华奉行对冲战略。本文通过系统测量1990年至2017年这5个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以此来衡量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测量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对华制衡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对冲”这一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尝试对这些国家对华制衡水平的差异性作出系统解释。分析发现，对中国有限的经济依赖，构成了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开展密切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这一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外交成效的争论及质疑。此外，受国内反美情绪的影响，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普遍较低。同时，中美实力对比、美国的经济影响力以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国内制度的相似程度，也是决定安全合作水平的重要因素。

二、对冲：发展与局限

“对冲”本是金融学概念，在过去几年间，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逐渐广泛，定义也逐渐清晰。“对冲”指的是国家通过同时采取相反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行动，以降低每一种行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麦艾文（Evan S.Medeiros）在论述中美两国针对彼此采取的对冲战略时，将“对冲”定义为“一方面强调接触与一体化机制，而另一方面则强调现实主义式的制衡，（制衡主要采取）与亚洲国家开展外部安全合作以及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形式”。这一定义凸显了对冲作为一种混合战略的特性。

实际上，在东南亚的情境下，对冲也体现为一种混合战略。如果将制衡与追随视为中小国家外交战略选择中的两个极端，对冲则是二者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兼具制衡与追随的特征。例如，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Kuik Cheng-Chwee）认为，对冲战略有两个构成部分：一个是“收益最大化”（returns maximizing），指通过与崛起大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中小国家可以在短期内从大国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与外交利益;另一个则是“风险预防”（risk contingency），指为崛起大国可能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做好准备。中国学者王栋也强调对冲所体现出的“策略集合”的属性，他认为对冲囊括了五种策略，分别为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其中接触和束缚属合作性战略工具，防范、牵制和制衡则为强制性手段。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32—40页。如果将“对冲”这一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供观察的指标，实施对冲战略的具体行动则可能包括：第一，增强军事实力而不明确指明竞争对手;第二，积极参与基于自愿原则（而非规则）的双边与多边合作;第三，避免坚定的制衡或追随;第四，同时同等地改善与两个地区最强国家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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