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翰墨传风雅
时间：2021-02-06 07:56: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几年来，笔者应友人之邀，对散落于陕西宝鸡民间地区(以岐山、宝鸡、凤翔为主)的近百件清代书画作品进行过鉴定，在欣赏这些琳琅满目的百年翰墨的过程中，眼界得到了开阔，心灵得到了洗礼，深为祖国传统书艺的魅力与神韵折服。现就其中部分珍品予以简析，以与诸同好共赏。
方玉润行书五言联(图1)
该作品褐绫旧裱，纵62厘米，横16厘米，长久悬挂及自然风化已使其墨迹与纸质浑然一体，古色古香。上联无题款。引首钤白文篆书“大方”印一枚，下联署名“黝石”。盖篆文阴印“玉润之印”，联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系引用北宋苏轼《次韵江晦叔二酋》一首中的两旬。原诗为：“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术杪看桥横。”
方玉润(1811～1883年)，字幼石，一作友石、黝石，号鸿(洪)蒙、星烈，亦自号鸿蒙子。云南宝宁(今云南广南)人。自幼嗜学好古，饱读经书，麋膳生，最初在家乡设塾授徒。清咸丰年间曾为清廷名将僧格林沁幕僚，写下《运筹神机三略——论智、守、战》和《平乱策》等文，深得僧格林沁赏识。两江总督曾国藩读过方的旧作《论学》《论用人》和《天下大局》后，主动为之作序，赞扬他“冥心孤注，所得独多”。同治四年(1865年)在京为吏部铨选，派为陕西陇州州同，衙署设长宁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马鹿镇东)。方玉润公务之余，专心著述，著有《诗经原始》《三易原始》《鸿蒙室诗文二钞》《风雨怀人集》和日记、杂记19册，被后世誉为“清末著名文学家”。在任期间，他曾劝知州周鸾恢复了州城的五峰书院，并亲自担任书院主讲，培养了一批学子。
方玉润的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篆、草、隶、真、行均称精能，擘窠大字，气势雄伟。其书初取径郑燮、钱沣，后参之钟、王各家，自成一体，汇刻其各体书日“洪蒙室业帖”。然其生平颇自矜惜，惜墨如金，迄今遗留下来的真迹寥寥可数，今陕西陇县龙门洞北极宫还藏有其对牌板书。
此副旧藏陕西凤翔某大户人家的五言联墨为方氏光绪初年的暮岁佳作，彼时作者已将宦海浮沉、人情冷暖一一参透，因之联语极尽超然气概，书法别有洒脱风韵，这大约也是方玉润之所以文名远远高于政声，百余年仍有盛誉的因由吧!
沈桂芬(图2)行书七言联(圈3)
沈桂芬(1818～1881年)，字经笙，又字小山，清顺天(今北京)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二甲第八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1852年)大考一等，擢庶子。累迁内阁学士，先后典浙江、广东乡试，督陕甘学政。八年晋礼部左侍郎。同治二年(1863年)出任署山西巡抚。六年十月以前任山西巡抚、署礼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充经筵讲官。历户部、吏部侍郎，翌年三月去“行走”字样。八年六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九年四月转兵部尚书，十一年九月加太子少保。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五年三月晋太子太保，充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六年除夕，久染沉疴的沈桂芬病逝于京师，清廷“震悼殊深”，赠其“太子太傅”，赐银治丧，遣贝勒载漪代为致祭，予谥“文定”，祀贤良祠。
作为道光丁未翰林，沈桂芬在任内与李鸿章、马新贻、何瑁、沈葆桢等同年相互援引，对备省洋务运动的大力开展起着非同凡响的作用，是清末洋务运动中的汉人领袖，与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宝鋆等和衷共济，尽职尽责，被誉为国之干将，据说沈氏虽居要职，但日常外出简单低调，民间戏称其“驴车宰相”。其毕生不失寒素本色，以致谢世后家无余资。
无意间发现于陕西岐山的这副沈桂芬七言行书联墨，虽历百余载，然品相尚好，除个别文字间有无伤大雅的稍许蛀痕外，内容齐全，未见残损。该联为洒金宣纸本，褐绫原裱，长约130厘米，宽约24厘米，上联为：“涤荡襟怀须是酒”，下联系：“优游情思莫如诗”。上款题“子辉一兄大人属”，下款署“经笙沈桂芬”，钤白文“沈桂芬印”及朱文“经笙”两方篆书印鉴。作品古色古香，书卷气极浓，书风道劲洒脱，沉健飘逸，乃沈氏暮岁得意之笔。该联语出北宋大哲学家邵雍七律《和人放怀》，意境高雅。
沈桂芬传世墨宝不多，如此上乘之作便显得尤为珍贵。加之作者系清末汉军机首领的显赫身份，无疑又赋予了这件手迹一层历史内涵，但遗憾的是，经查有关清史资料及光绪、民国《岐山县志》等典籍，对于接受这般重要历史人物赠联的“子辉”，迄今尚无详确身份记载，有待清史专家进一步考释。
郑珍隶书横披(图4)
装裱考究、保存完好的清末西南巨儒郑珍《临白石神君碑铭》，是近年民间发现的郑珍手迹中的上乘之作。辞曰：“严严白石，峻极太清。皓皓素质，因体为名。惟山降神，挺髦士生(髦士挺生)。济济俊义，朝野充盈。灾害不起，五谷熟成。乃依无极，圣朝见听。遂兴灵官，于山之阳。营宇之制，是度是量。卜云其告，终然允臧。匪奢匪俭，率由旧章。华殿清闲，肃雍显相。玄图灵像，穆穆皇皇。四时裎祀。不愆不忘。择其令辰，进其馨香。牺牲玉帛，黍稷稻粮。神降嘉祉，万寿无疆。子子孙孙，永永番昌。”横披高52厘米，长88厘米。正文计14行136字，左首末行行楷题书：“临白神君碑铭不似也，学尹珍”12字。左下方钤盖篆书阴印“郑珍私印”及朱文篆印“子尹”(图5)。
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精小学，工诗，著有《巢经室诗钞》《文钞》《说文逸字》《文新附考》《汗简笺正》《仪礼私笺》《郑学录》《遵义府志》《无欲斋诗注》等书，《清史列传》载其专传。道光中，曾应遵义知府平翰之聘，偕莫友芝共同撰修《遵义府志》，名播西南，影响深远。
《白石神君碑》俗称《白石山碑》。原位于河北省元氏县25公里的苏庄白石山上的白石神君祠。1974年由元氏县百货公司院内移至正定县隆兴寺内。1989年元氏县旅游部门经过多方求访，才干隆兴寺内访得此碑，于是年五月与《祀三公山碑》一起运回元氏县，重新移置在距县25公里的封龙山上，并建碑楼加以保护。白石神君碑立于汉灵帝(刘宏)光和六年(183年)，系常山相南阳冯巡、元氏县令京兆王翊所立。碑通高2.4米(座已失)，宽0.81米，厚0.17米。额题为“白石神君碑”5个篆字。碑文隶书，共14行，行35字。圆首，有额，无穿。有碑阴题记。碑阴为隶书，碑阴隶书与碑文为同时所刻。此碑结法方正，字形稍长，用笔清劲，波磔明显，属于谨严整饬一路。是研究秦汉以来民间风情的宝贵资料。又因为白石神君碑是元氏县诸汉碑中较晚的一通，且有的怀疑它为后世之作。所以它又是对比研究元氏县其他汉碑和汉至唐五代书法艺术
的宝贵资料。
胡薇元小篆六言联(图6)及行书七言诗条幅(图8)
晚清词曲大家胡薇元，以煌煌数十部著述卓立于19世纪末之中国文坛。其书法亦为时人所称道，尤以行楷见长。此六吉联及行书七言诗条幅与贺瑞麟、王新祯等名流的墨宝同时发现干陕西凤翔，让我们有幸一睹胡氏多体书风之美韵。
其六言联纵107厘米，横22厘米，纸本绫裱。上联曰：“为文所以载道”，右上方行楷题署“滟塘仁兄大人鉴正”八字。下联日：“处世奠如无心”，左上方行楷落款“石林胡薇元”。钤盖“胡薇元印”篆书阴印及“孝博”篆书阳印(图7)各一枚。小篆联隽永庄重、一丝不苟，行楷署款笔力雄健、棱角分明，不失一代大家风范，殊为可观。
行书七言诗条幅纵120厘米，横50厘米，未装池，内容是作者自己作的一首七绝：“荆轲殿上断秦裾，博浪沙中中副车。若使当时吾事济，六经应有未烧书。”诗后题有“留侯庙旧作录奉滟塘仁兄大人两正，弟胡薇元”两行字，钤印两枚。整件作品诗美字佳，系难得一见的珍品。依据胡氏生平考，此联及条幅应属同一时期作品，当为胡薇元光绪末年任凤翔知府期间之手迹。“滟塘”，即清末民初王明载之字讳，王系陕西西安人，武举出身，在京为官多年，曾任千总，清末举家迁居凤翔，与各方名流多所结交。胡薇元(1850～1920年)，字孝博，号诗舲、石林、壶庵，别号玉居士、七十二峰隐者。大兴(今北京)人，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三甲进士。其世祖胡文静为明代进士，官至光禄卿，赠都御史，祖、父皆仕清廷。乾隆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稚威先生”胡天游，即其叔高祖。胡薇元中进士后，出任广西天河知县，后改官四川宁远西昌，调重庆涪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调陕西，后任陕西兴安(今安康)、凤翔、同州(今大荔)知府等，“一岁而遍历三辅，古无是也。循声满关中”。辛亥(1911年)后，被革命党拘禁20多日，为满清守臣节不屈，作绝命诗明志。放归后潜蜀中，居前贤百梅亭旧宅，自称“百梅亭长”，有《壶庵五种曲》《梦痕馆诗话》《岁寒居词话》及影响巨大的《公法导源》等多部著作传世。他晚年定居、著述、讲学于四川犍为，该地即《蜀都赋》“西逾金堤，东越玉津”一句中所言之“玉津”，故胡氏书房名日“玉津阁”，文集亦以此名之。胡氏虽曾在陕为官，但此前从未见过其墨珍，今由乡间偶得之，可见文博界“藏宝于民”的说法不无根据。
张之万行书七言联(图9)
状元联墨在陕西岐山尚属首次发现，其联曰：“风生草际笙箫韵；雨过庭前兰蕙香”。上款题：“荫轩七兄大人属”，下款署“子青张之万”，钤篆书白文“张之万印”、朱文印“子青”各一枚。
此处“荫轩”，依笔者拙见，当为张之万同僚徐桐。徐桐(1820～1900年)，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进士，光绪中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以帝师之尊负清望，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庚子国难时滞留京城，徐素恶洋夷，多所贬斥，为联军恨，内忧外患下，八旬宰辅只得自缢殉国。张之万(1811～1897年)，字子青，号銮坡、重侯。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举人，二十七年丁未科一甲一名状元及第，授修撰。历官河南学政，内阁学士，吏、工部侍郎及江苏巡抚、浙闽总督。光绪中官至兵、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卒谥文达，赠太保，祀贤良祠。有《张文达公遗集》传世。
张之万系晚清重臣张之洞从兄，画承家学，山水作品骨秀神清，晚年笔简墨淡，弥见苍润，为士大夫画中逸品。与戴熙相友善，时称“南戴北张”。书精小楷，唐法晋韵，兼擅其胜，是清季状元宰相中书画造诣最为精深的一位，在古代文人书画领域独领风骚。
安维峻行书八言联(图10)
友人蔡先生系余大学同窗，素好书法，收藏清代著名爱国人士安维峻八言联一副，上联为：“抱璞守贞德义洵美”，未题款，下联系：“增禄益寿福佑久长”，署名“晓峰安维峻”，盖有安氏名章两枚。笔意流畅劲美。
安维峻(1854～1925年)，字晓峰，号柏崖、小陆、渭襟，又号椠道人。甘肃秦安西乡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第一，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乡试解元，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转福建道监察御史未一岁，上疏64道，其中以《请诛李鸿章疏》最为有名，陈列李鸿章擅权误国罪状多条，因言及慈禧太后归政事宜文辞激进，诏斥革职充军，一时间声震朝野，天下人共知。安维峻忠谏获罪轰动京师，其同年好友、珍妃堂兄他他拉·志锐镌刻“陇上铁汉”印鉴相赠。时任户部主事的陕西眉县籍挚友王步瀛作五律《安晓峰同年谪戍军台诗以送之》为其壮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后隐居不出，有《四书讲义》及《甘肃新通志》《望云山房文集》《望云山房诗集》等著作传世。安氏书法一贯讲求“写正字必正楷”的原则，书作一如为人，恪守方正、严守规矩，传世作品多为楷书、行书，极少草书。传世书法作品较多，近年来西府地区屡有发现，余所历者亦有四五帧。
宋伯鲁草书扇面(图11)
此扇面为西北名士宋伯鲁所书，系陕西岐山望族宋氏家藏书画中极不起眼的一件作品，险些毁于“文革”中。宋家先祖宋德系明代进士。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鉴以庚戌科二甲52名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从而成为有清一代陕西岐山十多名进士中唯一一位翰林。宋好金石书法，名震天下的国宝大盂鼎即宋金鉴最初发现并收藏。上世纪中叶，随着“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破四旧”成风，宋家在大量珍贵书画面临被付之一炬的紧要奖头，幸有宋翰林后裔宋彦魁先生悄然撕扯下装裱在中堂上端的宋伯鲁扇面真迹，并妥为保存至今。
宋伯鲁(1854～1932年)字芝栋，亦作子钝、芝洞、子栋，号芝田，晚年又号钝叟，笔名别号九嵕(z6ng)山樵、瓶园老人、心太平轩老人。陕西礼泉人。父母早逝，由其姐家先后聘毛汉诗、古玉册授读。中秀才后又师从著名学者柏景伟，柏忧国忧民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青年时期的宋伯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宋以优贡中举，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二年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掌印御史。宋进入仕途后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等人成立“保国会”。宋积极参与其事，且列名“保国会”中。半年内，由康有为起草，以宋伯鲁名义向皇帝上书的奏章就有10份。对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给予坚决支持，并同敌视、反对变法的顽固势力作坚决斗争。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通缉，长期潜逃。光绪末年，应邀担任陕西省通志局(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陕西通志，历时十余年。
宋伯鲁对诗文，书法、绘画均有很深造诣，著作达20余种，已刊印的有《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西辕琐记》《海棠仙馆诗集》《焚余草》《己亥谈时》《知唐桑艾录》等。宋伯鲁生平致力书画，山水专攻王时敏。颇存矩矱(yue)，用笔在着力不着力之间，凭空取神，苍润中更饶秀气。花卉具陈淳、徐渭风韵。书则参合柳公权、赵孟頫。目力至佳，年逾七旬犹能写蝇头小楷。卒年79岁。著《海棠仙馆集》《画人轶闻》《清画家诗史》等。此件草书扇面即为宋氏晚年寓居西安时的应酬之作，内容为临王羲之“尚停”“足下疾苦”“谢生”诸帖，现录释如下：“云足下尚停数日，半百余里，瞻望不得一见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热，如恒中至不?易可得过夏不?甚忧卿。还具示问。不审比出，日集聚，不一尔，缅然恐东旋未期，诸情罔罔。”帖尾注道：“临羲之‘数日“诸情’二帖于西安，政翁先生属，宋伯鲁”，钤盖“芝田”白文印一枚。宋乃清末变法名士，又系陕西名翰林，更以书画名闻艺苑，其作品多年来一直备受青睐，因而这方虽属信笔所涂之扇面，其艺术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不容小觑。
上述几件作品虽然只是我学习、鉴赏过程见到的书画珍品中的一小部分，但也足以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这些百余年前在政坛或艺苑风云一时的风雅名仕们虽已伴着历史的沧桑渐次凋零。然而他们赋予情感的风韵翰墨却留在了人间，留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
责编 雪 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