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期印人与流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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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印人；流派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56-0053-03
【作者简介】田世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研究生。
明末，战争连绵，社会动荡，正是朝代更替之际。万历时代，印章艺术的高潮已不复存在。入清后，明代遗民中的篆刻家，以印章为寄托，于此道热情不减。再加上清初，朝廷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清代篆刻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清初文人篆刻家大都受明代篆刻家的影响，从活动地域而言，范围有所扩展。当时，地区流派很多，主要有如皋派、云间派、虞山派等等，但影响最大的是徽派。乾隆后，浙派名声渐起，始有南北对峙局面。南称浙派，北称徽派。
徽派，属于不自觉形成的一个艺术流派，它是由一些篆刻艺术家直接或间接地追随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松散性质的流派，其中程邃被尊为徽宗的开山鼻祖。徽派之概念，按一般的认识，似乎应该是安徽人并活动于安徽，但根据史料分析，大凡被称为文学艺术之徽派者，大都主要活动在扬州。黄惇先生在《清初的印坛及印风》提到，限定其是否是徽派开山有两个条件，一是开山者为徽籍，二是活动地点主要在扬州。在程邃的影响下，不仅吸引了清初属扬州府的如皋一派印人，而且还影响了来扬州活动的许多其他地区的印人。故后来的扬州八怪印人、四凤派、歙四子、邓石如、吴让之等印人，都或多或少受到程邃一脉的影响，后皆应归属徽派一系。
程邃（1605—1691），字穆倩，号垢道人，安徽歙县人。明末在南京住了十多年，明之后移居扬州达40余年之久。彼时的扬州乃文化、经济、交通中心，文人书画家、鉴藏家云集此地。“广陵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孔尚任语），程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扬州并住下来的。程邃治印力变文、何，白文取法汉印，刀法沉郁顿挫，冲刀辅以披刀，使得浑脱而有质感。（图1）这也是程邃对流派印章艺术用刀的新贡献。朱文印则吸取福建漳浦印人黄枢以钟鼎文入印的长处，印边也采用战国阔边玺的形式，故朱文迥异于明人之作。程邃的印章在扬州曾影响了许多印人，如扬州以巴慰祖为核心的“歙四家”，与此并行或稍后，受程邃印风之影响并开宗立派的有当时“四凤”之称的高凤翰、沈凤、高翔（凤岗）、潘西凤等及“扬州八怪”中的其他人，以及后来以邓石如为首的“邓派”。
巴慰祖（1744—1793），字予籍，一字子安，号晋堂、隽堂等，安徽歙县人，久居扬州，晚出程邃近一个世纪。他自幼喜欢篆刻，他的印章面目，其多数章法严谨，用刀精致。白文印受程邃影响，有程邃的影子。同时他还影响了同时代的胡唐、王振声、董洵等印人，并且他被作为核心人物列于“歙四家”中。过去学者们都将“歙四家”列入徽派之列，但从师承及印风等方面观之，他们与程邃所影响的徽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区别的。
高凤翰、高凤岗、沈凤、潘西凤，因为他们名字中都有“凤”字，所以有人就把他们称为“四凤派”。“四凤派”中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程邃的一些影响，印风也都较为接近。他们四人或是“扬州八怪”的一些成员，或与“扬州八怪”交往密切，曾为他们篆刻书画款印，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旨趣，树立了篆刻别帜。高凤翰（1683—1749），初名翰，字西园，号南阜等，山东胶州人，“扬州八怪”之一。八九岁染习篆刻，三十岁左右，受到北方名家张在辛指点，中年又曾到程邃的家乡做县丞，开始接触程邃作品，五十多岁后因右手残废后改用左手篆刻。去官后，长期侨居扬州以卖画鬻印为生。他的篆刻苍古朴茂、兀傲不羁，有意到手随、不拘陈法的妙韵，扬州艺坛极为推崇。其余三人高凤岗、沈凤、潘西凤，虽都或多或少受程邃影响，但都自有风貌。尤其潘西凤作品生涩古朴，别有一番滋味。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后以字行、又字顽白，号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其父祖辈均爱好书法，父亲还颇通治印，邓石如篆刻在父亲的点拨下启蒙，师法何震、苏宣，刀法受惠程邃最多。他也曾摹过梁千秋的“一日之迹”、汪关的“春江社”、程邃的“读画楼”等。后来直接以有自我风格的小篆和具有汉碑额风格的篆书入印，一变当时的旧习，而以圆劲胜，形成风神流动、婀娜多姿、富于笔情墨趣的印风。他利用书印相通的艺术规律，探索出“印从书出”的道路，终自成一格，在清代文人流派篆刻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的成就在于敢突破汉印藩篱。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熙载较之邓更有发展，他的篆书继承了邓石如的篆书书法，其秀丽中别有书卷气溢出，篆刻也喜以自家书风入印，富于笔意，尤善细朱文。其印章书法意味很浓，他将邓石如的“印从书法、书从印入”发挥到了极致，真正达到了书印合一的境界。后人将邓石如和吴让之等并称为“邓派”。晚清篆刻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邓等受到他们的影响。
在清代中期，与徽派并举的是风骚并活动于杭州的另一大系浙宗。与徽派相比，浙派相对稳定，风格延续性较强，且有封闭性倾向。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钝丁，龙泓山人等，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丁敬好金石版、精鉴别、富收藏。来往杭州、扬州之间，与扬州的金农、汪启淑友善。丁敬篆刻初承“四凤”，受徽宗影响而来，但丁敬是一位远见卓识之人，他的篆刻艺术观是“思离群”，解放自我个性。所以丁敬的作品面目多样，秦汉印、唐宋印以及元明印家的风格他都化而入印，变而出新，而后开宗立派。丁敬与自己曾受影响的“四凤派”拉开了距离，继承并发展了朱简朱文短刀碎切的刀法，进而发展出独特切刀风格，行刀波磔而进、锋棱毕现，线条古拗峭折，迥异于时流的甜熟流滑，富有很强的金石味。因此，丁敬被尊为浙派祖师，继而起者先后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其中丁敬、蒋仁、黄易、奚冈被称之为“西泠四家”，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称之为“西泠后四家”，合称为“西泠八家”。他们先后各领风骚于浙杭，延续近两个世纪。他们虽都是浙派印风，但在大同中又有小异，如蒋仁以沉着古醇胜；黄易以遒劲秀逸胜；奚冈以冲和拙质胜；陈豫钟以娟秀工致胜；陈鸿寿以雄迈恣肆胜；赵之琛以娴熟精能胜；钱松以稚拙淳古胜。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个性，谋求发展。尤其是钱松，他虽被列为“西泠八家”之一，但风格有别于其他七家，他的个性化作品已改变了浙派方折笔的固有程式，以圆取势，以雄强古拙出之，是一个有突破、富有开创性的篆刻家，连当时已身居浙派领袖地位的赵之琛亦惊叹道：“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钱松的印风亦为晚清赵之谦、吴昌硕等所钦佩，并对吴昌硕等近代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派远不止“西泠八家”这杭州籍的八位印人，还有一些虽不是杭州人，但亦是学浙派并有所成就的，如张燕昌、董洵、杨澥、胡震等。张燕昌（1738-1814），号文鱼，一作文渔，浙江海盐人。丁敬入室弟子，喜好金石考据，在继承丁师风格基础上取法颇广，别有情趣。董洵（1740-？）字企泉，号小池，又号念巢，浙江绍兴人。“歙四家”之一，他虽被列为“徽派”，但他的风格受到丁敬很大影响，其印风格古朴中透露出淡雅的气息。杨澥（1781-1850），字竹唐，号龙石，晚号野航，江苏吴江人。其刀法基本学浙派，但篆法保留着一些吴门印人秀逸的传统，在浙派的阳刚中加入了一些阴柔之气。胡震（1817-1862），字不恐，一作伯恐，后更字鼻山，号胡鼻山人，浙江富阳人。与钱松交往甚密，当时有“钱胡”之称，篆刻当然也受其影响。
在浙派流行的这百余年间，程邃所创的“徽派”虽趋于消亡。但他们之间也互相影响。董洵就是个例子。纵观清初中期的文人篆刻藝术可知，统领清初、中期的艺术主要是徽浙两派的印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