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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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是南洋华侨归国参加抗战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的通称，共3000多人。这些南侨机工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动、招募和组织起来的，他们分期分批回国后即奔赴祖国各抗日战场。他们中的大部分进入“西南运输处”，服务于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少数投奔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或在南方参加了新四军，从事各种抗日工作。

南侨机工抱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信念，离开家人回到祖国，投入伟大的抗战洪流浴血奋战。他们中有1000余人在战争中殉职，有1000余人在战后复员返回侨居地，还有1000余人留在国内，散居各地。

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功绩得到全社会的认可。1989年7月7日，“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云南昆明西山公园建成揭幕。2005年8月30日，在云南畹町又建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镌刻着每位南侨机工的名字。近年来广东南洋归侨联谊会正在编纂《南侨机工英名录》。该会在78岁高龄的杨国贤会长的带领下，取得侨务部门的支持，寻访海南、广东的江门、揭阳、梅州、潮州等地，甚至远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通过逐个走访、调查取证，已搜集到近2000位南侨机工的个人资料。

本文选取几位南侨机工的故事，以飨读者。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广东台山，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父亲李荣基是个商人，生性豪爽，富有正义感，在当地口碑甚好。李月美从小爱好文艺、体育，尤其喜欢打球、游泳、骑马，还会开汽车。

“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服务于抗日战争之时，李月美顿感热血涌动，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但“南侨总会”只招男机工，不招女机工。李月美在当地华侨学校念书时，就听过“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心想：现在祖国有难，我报效祖国的决心已定，为何不效仿花木兰，来个“女扮男装”呢？于是，她瞒着父母，悄悄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跑到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招募点报名，一下就通过了。1939年2月，李月美和其他团友离开马来西亚，乘坐轮船经过数日颠簸在安南（越南）登陆，又改乘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之后，李月美被分配到“红十字会”里当汽车司机。无论是在战场上抢救伤病员，还是在军运线上抢运医药、军火等物资，她都勇敢机智，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许多人都认识她，钦佩她，但都不知道她是个女的。

1940年的一天，李月美不幸在滇缅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时遭遇车祸，身负重伤。南侨机工杨维铨刚好路过，奋力抢救，将她从压扁的驾驶室里救出来，送往医院诊治；并请假留在医院照顾李月美。机工们终于发现这位大胆勇敢、技术精湛的英俊司机，原来是个巾帼女子，无不啧啧称奇。消息传到海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媒体争相报道，“当代花木兰”李月美的事迹顿时成为抗战佳话到处传颂。何香凝女士曾为李月美题字“巾帼英雄”，表彰她的爱国精神。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为李月美颁发奖状，称：“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应予嘉奖。”

救助李月美的南侨机工杨维铨，祖籍海南，个头比李月美矮，相貌平平，但忠贞爱国，朴实厚道。李月美与杨维铨志同道合，结为伉俪。1946年李月美复员返回马来西亚槟城，与家人团聚。

后来，李月美偕丈夫杨维铨移居缅甸，生儿育女，过着安定平静的生活。他们常给孩子灌输中华文化，教育孩子要永远牢记中华民族的“根”。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李月美作为当地华侨代表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当地侨团领导人介绍了李月美女扮男装回国抗战的事迹，周总理连声称赞：“巾帼英雄！巾帼英雄！” 还叮嘱说：“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回到祖国读书吧！”为推动中缅友好往来，李月美有计划地培养孩子掌握中、缅、英等多国语言，分两次将8个孩子全部送回祖国学习。1965年11月李月美第二次偕4个孩子回国，从此定居广东，只留丈夫一人在缅甸生活。

不久“文革”爆发，李月美被当地群众组织诬为“资本家狗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受尽虐待折磨。1968年8月28日深夜，李月美在家中用镰刀割破颈部动脉血管，用一腔热血对当地群众组织的诬陷进行了最后的示威和控诉！1979年10月，李月美得到平反。“当代花木兰”的事迹永载史册。

蔡如秋原名蔡美光，祖籍海南，1919年出生于泰国曼谷郊外一户贫穷的华侨人家。父亲是一家碾米厂的工人，因家庭贫困，养活不了他，所以他从小跟随出嫁的大姐生活，才得以进小学读书。后来，大姐夫和父亲相继过世，他回到母亲身边，帮助母亲养猪，有时也做点小买卖，勉强维持生活。15岁时他进入当地夜校学习，希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改变生活现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致使日军侵占了东北全境，广大海外华侨义愤填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消息传到泰国，蔡如秋和当地广大华侨青年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都很反感。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宣布联合抗日，华侨们又看到了希望，纷纷投身抗日洪流。蔡如秋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组织“青年抗日队”（简称“青抗”）的义卖，把募捐活动募集到的善款全部集中汇往国内。1938年，他想回广州参军去打日本鬼子；消息走漏后被妈妈知道，死活不肯放他走。后来，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心想：如果自己有驾驶技术，不就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吗！但他没有钱租车、买汽油去学开车，几经周折找到一个运送猪肉的泰国司机，蔡如秋这才借他的车悄悄地利用晚上学习驾车。为了尽快掌握技术，他还买酒孝敬师傅。学了半年，他就能单独驾驶汽车了。

1939年夏，蔡如秋开始实施自费回国参战的计划。他串联了7位志同道合的华侨青年，每人筹措40铢泰币作路费，经柬埔寨、西贡、河内，走滇越铁路进入云南，于8月3日抵达昆明。他们找到“西南运输处”的潘家湾训练所，成为机工队的成员。不久，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500多人到达昆明。蔡如秋等人被编入第九批华侨机工第一中队。

1939年底，蔡如秋和10位团友被派往海防，任务是开汽车从码头运送美援华物资到火车站，再用火车运进睦南关。1940年初，他们撤离海防，编入第二十六中队，到滇缅公路服务。具体任务是在缅甸境内分段把军用物资运回云南的遮放，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的仓库。不幸的是，4月12日晚9时许，遮放12座存放军火的仓库遭到特务破坏，发生剧烈爆炸，损失惨重。看到自己冒死运回的军用物资毁于一旦，机工们心疼得像是被挖了肉一样，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更加仇恨！

1940年底，蔡如秋被编入华侨机工第十五大队，驻扎在云南保山。有一次他带领6部汽车的车队从保山赴下关执行任务，经过功果桥时遇到国军的汽车兵团。会车时，双方发生争执。汽车兵团倚仗人多势强，又持有枪支，先动手打人；蔡如秋以领队身份出面理论，就被他们捆起来殴打，以致负伤住进了医院。驻保山的机工团友闻讯怒不可遏，就在保山城外拦住汽车兵团的车，打了他们的司机一顿。从此以后，两支运输队伍结下了怨仇。

11月底至12月初，陈嘉庚沿着滇缅公路进行视察，并慰问南侨机工。在保山，他公开发表讲演，介绍他在五六月份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并与国统区的状况进行对比。机工们听了很受鼓舞，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伤愈之后，蔡如秋想返回泰国，但遇上日军南进，泰国已被占领，于是继续留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之后，他的任务是赴缅甸首都仰光将美国支援的汽车零部件运到车厂拼装成汽车，再开回国内。

1942年3月8日，日军侵占仰光。4月30日，滇缅公路终点站腊戌沦陷。紧接着日军攻入“国门”畹町。5月5日，惠通桥被炸毁，滇缅公路彻底断绝。蔡如秋失业了，生活和生命都陷入困境。蔡如秋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林淑华在战乱中艰难求生。林淑华是泰国华侨学生，原来在保山华侨中学念书，侨汇断绝后曾到腊戌书店当店员，再后来就跟随丈夫一路流浪。他们目睹了日军疯狂屠杀被打散的中国军人和南侨机工，以及平民百姓在战乱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气愤、恐惧、忧虑等各种情感交织于心，每天都在物质和精神的双层重压下挣扎。他们冒死渡过怒江，逃到下关，最后抵达昆明。而“西南运输处”却拒绝接纳南侨机工，无奈，蔡如秋带着怀孕的妻子四处飘零，妻子在广西柳州生下孩子后，他们又继续流浪到广东，靠朋友接济，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后来，蔡如秋经朋友帮忙，冒名进入川滇公路陆良机场驳运站开汽车，负责将美国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物资运送进仓库。蔡如秋在这里开了半年车，一直到日本投降。

1946年6月，蔡如秋和妻儿从侨务局领到一笔复员费，离开祖国，经越南、老挝返回泰国。在曼谷，他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老师，在航空公司开过大客车，在火车站搞过运输。经过打拼，他拥有3部货车和一些积蓄。后来，他参加了一个进步组织，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等文件资料，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踊跃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和推销“胜利国债”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掀起回国热潮。平时常有“寄人篱下”之感的蔡如秋，心里又掀起了波澜。他想：“当年回国参战，是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华侨理应为抗日救亡出钱出力。如今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百业待兴，急需各种各样的人才，华侨也要尽一份力！”于是他在1953年毅然放弃在泰国的家业，偕家人返回祖国，最后定居海南。他重操旧业，在兴隆华侨农场汽车队当司机，一直到1980年退休。期间曾受过一些挫折和打击，但他都坦然面对，任何时候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有人问他：“你在泰国生活过得不错，为什么又要回国呢？”他回答说：“不管是救国还是建国，我们华侨哪能袖手旁观呀！”

王云峰原籍海南岛琼海，1916年出生。在家乡结婚后，20岁时他告别妻子阿莲和未满周岁的孩子，赴新加坡谋生。他进了一家橡胶园从事割胶工作，收入不错，原本计划攒下钱之后把妻儿接来新加坡团聚。但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王云峰在当地积极参加“筹赈祖国难民分会”的活动，上街卖花，参与义演，踊跃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应“西南运输处”的请求，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他前往报名，因缺乏技术未被录用。不久海南岛沦陷的消息传来，王云峰更加义愤填膺，一心回国抗日。为了早日实现“报效祖国，驱逐敌寇”的愿望，他和好友凑钱合租了一辆汽车，聘请一个马来人当教练，学习开车技术，由于目标明确，劲头十足，他通过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通过了“南侨总会”的考核，进入了“南侨机工第九批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王云峰一行先乘船后乘火车，经安南（越南）辗转抵达昆明，进入潘家湾训练所。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他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运输大队，开赴滇缅公路从事抗日军火运输工作。当时滇缅公路路况很差，盘旋于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岭中，坎坷不平，尘土飞扬，遇到雨天，更是洪水横流，泥泞不堪，稍有不慎便会连车带人坠入深渊。另外，车队要穿越蚊虫成群的原始森林，机工被蚊虫叮咬后极易患上疟疾，严重时会有生命之虞。王云峰与战友们不畏艰险，胆大心细，一次次出生入死，完成了任务。有一次，他不幸染上了疟疾，发热时犹如放进蒸笼，发冷时犹如跌进冰窟，眼看生命垂危。幸亏战友们给他找来奎宁（金鸡纳霜），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

1942年3月8日，仰光被日军攻陷。“西南运输处”有数百辆汽车奉命向国内抢运囤积在腊戌的军用物资。在抢运过程中，滇缅公路上人车混杂，拥堵严重，王云峰和战友们驾驶汽车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5月5日中午，王云峰驾驶汽车刚通过惠通桥，国军守桥部队就将桥炸毁了，滇缅公路于是顷刻中断。王云峰侥幸脱险，但由于车辆出了故障无法前行，他只好徒步绕行返回昆明。

滇缅公路中断后，“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王云峰举目无亲，生活陷入困境。但他依然不改初衷，与海南籍机工战友王亚昌等一起，应盟军招募，报名前往印度参加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工作，重新握起方向盘，为打败日本鬼子赴汤蹈火。

日本投降后，王云峰渴望复员返回新加坡，然后再接家人去团聚；但身不由己，他又被编入国民党的炮兵部队，投入内战战场。他和其他华侨机工战友对内战十分厌恶。于是，在参加淮海战役时，他联络了几个华侨机工，瞅准机会，悄悄开着汽车离开国民党部队，投奔了解放军。他光荣地成为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一名教官。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一次战斗中，他在火线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随军南下准备解放海南岛，但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他在志愿军某炮兵团驾驶汽车，担任副排长。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敌机炸伤，于1952年回国治疗，同年6月正式复员。

王云峰回到琼海老家探望亲人。他千里迢迢抵家时已是夜晚。摸到自家门口，轻轻地敲门。老母亲探出头来“啊”的一声惊呆了！打量了一会，诧异地问：“你是人是鬼？”王云峰赶忙跪下说：“阿妈，我是人，我是云峰，我回来了！”左邻右舍听见动静，都过来看望，认出是王云峰，都惊讶地说：“真的是云峰回来啦！”簇拥着把他迎进家中。老母亲突然推开众人，颤抖着双手，把厅堂里的一块灵牌拿起来摔碎了。原来，在国军炸毁惠通桥时，有不少南侨机工遇难，幸存的人找不到王云峰，以为他已经以身殉国，于是捎信告知了他的家属。家里为他建了一座坟墓，还举行了“引魂”仪式，请和尚做了“功德”，老母亲为他做了这个“灵牌”，每逢忌日都要焚香烧纸祭奠，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王云峰“死而复生”，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传奇。

另一个关于王云峰的传奇同样令人唏嘘惊叹。1939年，海南岛沦陷，王云峰的妻子带着儿子为逃避日军残害，乘船出海逃生，十几年杳无音信，家人都认为凶多吉少，王云峰也只能将哀伤埋在心底。一天，一位海南乡亲从新加坡回乡探亲，听说王云峰“死而复生”，特来探访，对他说：“阿莲现今住在新加坡，不过已经再婚了！”原来，阿莲带着孩子飘洋过海寻找丈夫，到了新加坡。听说王云峰已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寻亲无果。正当人地两生、衣食无着之际，幸遇一位好心的侨亲收留了她俩。后来，新加坡也被日军占领，又听闻王云峰已在滇缅公路上牺牲，阿莲母子为了生存，只好强忍悲痛，嫁给收留她的这位好心侨亲，又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王云峰听到这个消息后百感交集！他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儿而感到内疚；为妻儿在新加坡有了一个归宿而感到欣慰；当然也为难忘夫妻旧情而感到失落和无奈。复员后，王云峰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依旧单身。老实说，他对自己在3次战争中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感到庆幸，因而对于生活未敢有太多奢望。

哪知，一天，阿莲带着两男一女3个小孩竟然出现在王云峰面前！原来，那位回乡探亲的华侨返回新加坡后，将王云峰“死而复生”的消息告诉给了阿莲。阿莲顿时陷入巨大的震撼和困扰之中！她对两个丈夫都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她想回到第一任丈夫王云峰身边，但又觉得对不起新加坡这个在危难之际与她结合并共同生养两个子女的第二任丈夫；她想留在新加坡第二任丈夫身边，但又觉得对不起家乡这个为国家为民族出生入死并且感情深厚至今未再成家的第一任丈夫。阿莲精神上饱受折磨，寝食不安、神情恍惚的表现自然瞒不过第二任丈夫。这位侨亲以他博大的心胸和侠义豪情，主动亮明自己的态度，力主送阿莲回国与王云峰团聚。于是，南侨机工王云峰的人生才有了第二个传奇——“破镜重圆”。

黄迎风又名黄万全，1919年出生于海南文昌。自幼随父亲到泰国，后来又随外婆到新加坡居住。在新加坡上学期间，他在学好各门功课之余，还掌握了英语、马来语、汉语等多种语言。1930年，他到马来西亚霹雳州太平埠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当学徒。由于工作刻苦认真，于1933年被升为售货员。在跟欧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英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同时由于经常开车送货，他又练就了娴熟的汽车驾驶技术。工资待遇也随之提高，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出第6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各行各业热烈响应。起初，黄迎风思想上有些犹豫：一方面，国家人民正遭受侵华日军的铁蹄蹂躏，自己是华夏儿女中的一员，岂能坐视不顾？另一方面，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需要他挣钱养活，思虑再三，他还是想通了“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在”的道理，决定“舍小家救国家”，毅然报名参加机工团回国服务。7月11日，他参加了第七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抵达昆明。在潘家湾经过短期培训后，他和团友被分配到后勤部汽车第三十一团第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开始从事艰苦又危险的军事运输工作。

1940年，日军在广西战场上攻城掠地，剑锋所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一路北上，追击国民党退兵，一度进击至离贵阳50公里处才告停息。蒋介石深恐日军径取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急忙调兵遣将组织反击。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第八连在内，全部集中起来进行支援，车队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和生活补给品上前方，又把伤病员运到后方。在战斗中，黄迎风目睹一些华侨司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空兵突袭珍珠港美军后，大举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运输线。1942年2月，为救援驻缅甸的英军，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黄迎风所在的汽车团八连奉命运送远征军入缅，大家不畏艰辛，日夜苦干，终于出色完成了任务，分享了荣耀和喜悦。

紧接着，黄迎风所在的八连被调入汽车第六团，入驻印度，成为中国驻印军的一部分。因为要经常和英美部队联系，黄迎风的英语特长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因而受到重用，被任命为三级英语译员，享受校官待遇。包括汽车团在内的驻印中国部队，奉命与美军工程部队协同行动，开辟、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战略公路——中印公路，西起印度利多，向东翻越野人山，经缅甸北部胡康河谷到达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工程的艰巨程度和恶劣环境可想而知。在修路的同时，还要铺设一条油管一并延伸，每隔一段就建设一座加油站和一座汽车修理厂。为了工作方便，黄迎风教司机们学习常用英语，特别是各种汽车配件和油料的名称，以及日常生活用语，因此受到司机们的欢迎和赞许。

经过休整、补充和训练，中国驻印部队全部配备了美制新式武器，战斗力大为提高。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在美英盟军的协同配合下，对侵占缅北和滇西的日军展开反攻，历时17个月，共打死打伤日军4.8万余人，俘虏日军647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6.7万人的代价。黄迎风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6年春，汽车六团的550多辆10轮大卡车和20多辆中小吉普车，排成几公里长的纵队，浩浩荡荡开进国门，经昆明到达贵阳。

回国后，黄迎风思母心切，拒绝了上级的挽留，办理了复员手续。他在长沙开上了商业汽车，解放后回到家乡海南。开始他的经历不被人理解，曾受“管制”处理。幸好“土改”时，他被划为贫农成分，分到了土地，还找到了工作。从此以后，他怀着高度热情，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洪流，在运输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直至1979年退休。

谢宾元祖籍广东三水，1918年出生。原来是新加坡一家机械厂的一名技术精湛的机工。他和弟弟月薪都达90叻币（由英殖民政府发行），二人供养着老母亲，一家3口生活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九一八”事变以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热潮。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举行的进步活动，1937年初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转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员。1939年5月，早就立志“一有机会，报效中华”的谢宾元响应“南侨总会”的号召，瞒着家人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返回祖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离开新加坡前，他委托好友给弟弟捎话：“我救国，你养家。”

作为一名马共党员，谢宾元回到祖国后，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南侨机工不同的道路——投奔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迅速与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41年1月，有着娴熟机械技术的谢宾元服从抗战大局的需要，放弃留在延安工作的要求，带病坚持步行10余天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从事兵工工作。他一到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便亲自到他住的窑洞来看望。当同事们告诉他“总司令看你来了”，谢宾元激动万分，不顾身体的病痛，一下子跳下炕来，直挺挺地站着向总司令敬礼：“总司令好！”朱总司令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快坐下！快坐下！”并关切地问他：一路上好不好走，过敌人封锁线时顺利不顺利，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怎么样，等等。谢宾元按捺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一一作了回答。说到海外华侨的动态，谢宾元说：“大家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我在国外经常看报，还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呢！”总司令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嘱咐谢宾元要安心休息，养好身体投入新的战斗。这次与朱总司令的会面交谈虽然只有20多分钟，但谢宾元却觉得像是游子见父母，久旱遇甘霖，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总司令的关怀！初到隐蔽在崇山峻岭中的兵工厂，面临十分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谢宾元在吃、住、行各个方面非常不习惯。但他一直咬牙坚持，从不叫苦和搞特殊。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谢宾元和同志们还摸索、掌握了一套神速的机动战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把一座千人兵工厂的设备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使进剿的鬼子一次次扑空，失败而归。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数万人对我大举进攻，妄图利用“铁壁合围”战术，围歼我集团军总部、军工部、北方局机关、抗大分校和一二九师主力。战斗异常残酷、艰苦，我方伤亡重大。在枪林弹雨中，谢宾元三次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又三次突围。有一次，他被日军团团包围无路可跑，只得冒死跳下悬崖滚动下山，凭机智敏捷保住了性命。

谢宾元所在的梁沟兵工厂，缺乏砂轮机，要修复被磨损的车刀十分不易。他勤动脑筋，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再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1944年9月，谢宾元调到垴子沟兵工厂。经过20天的奋战，他就研制成功了这个工厂的第一门五○炮。1945年4月，左权县西安村弹药厂由于工具问题，生产的子弹质量总是过不了关，上级特意调他去领导大家攻关。他一到任便发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势，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解决了工具问题。接着，又和同志们一起钻研，最后攻克了子弹质量关。由于几天几夜没休息，他劳累过度而昏倒过几次。从此，这个厂开始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子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谢宾元因而荣获了“刘伯承工厂运动”一等功。

谢宾元不仅是生产的尖兵，还是团结的模范。平时他热心帮助同志，经常替大家排忧解难。工友们有什么心里话，也会首先向谢师傅倾诉；有什么困难，也会求他帮忙。有一位四川籍的兵工，因为没掌握热处理技术，生产出来的枪筒经常报废。当时兵工厂的钢材原料，都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十分宝贵。看见枪筒报废，大家都很心疼。谢宾元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这位兵工，而是热情耐心地帮助他，用形象化的比喻，把技术要领一遍又一遍传授给他。在他循循善诱的指导下，这位四川籍兵工终于掌握了热处理技术，生产出合格产品。

谢宾元深刻地认识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抗日战士，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技能，还必须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因此，在白天辛劳工作之后，他还经常利用黑夜休息时间，在昏暗的油灯下，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兵工厂的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和关心。有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白糖，军工部长专门派通讯员步行一天，给他送来半斤。还有一次，他患了疟疾，上级特地批了四针奎宁，治好了他的病。这些都让谢宾元倍感温馨和鼓舞。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谢宾元始终没有离开军工岗位。1950年4月，奉组织调动，他来到山西筹建太原重型机械厂，从此再没有离开三晋大地。2000年1月13日，谢宾元在太原病逝，享年82岁。

谢宾元在数十年战斗生涯里，特别欣慰的是：回国参加革命后，经过履行一定手续，他由马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党龄从1937年初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之日算起，享受老红军的待遇。他常说：“自从我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永远跟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