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话语的原型沉淀
时间：2021-03-26 08:18: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大众媒介话语作为经过现代媒介进行传播和言说的表达方式,有其特定的“客观性”、“个人主观性”。而在话语的深层结构、形式以及叙述模式中,它又烙上了代表民族思维、历史文化、心理接受与背弃等方面先天的“规则”,即原型。原型沉淀在大众媒介话语的表述中,并在隐的方式上影响着话语的形式和表达。
[关键词]新闻话语;媒介话语;原型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6-0233-04
周津丞(1985—),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与广告;杨效宏(1966—),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告系主任,四川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广告与视觉文化。(四川成都610064)
语言是一种抽象系统的表达规则[1],一旦运用某种语言系统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或写作,形成的口语或文本就是“话语”。大众媒介话语是经过现代媒介进行传播和言说的表达方式。从广义的范畴来看,呈现在各种媒介形式上的各种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无论是纸质媒介还是电子媒介,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商业信息,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专栏文章,无论是生活信息还是个体式的观点表达,都属于媒介话语[2]。这里我们要探析的大众媒介话语,意指新闻话语和狭义层面上的媒介话语。
新闻话语侧重于所发生事实过程的事态性信息的传播,体现出强烈的传播组织性特点[3]。而狭义的媒介话语则侧重大众个体生存体验式的多元认知情绪的传达,反映出媒介受众在现代传播条件下主动的“传者”意识。这两种类型的话语都属于发生在以媒体为介质,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受众等[4]之间的动态过程。这两种话语都有自身的倾向性:新闻话语本身具有“客观性”,而媒介话语具有“个体主动性”。这种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如果我们对话语生成过程、话语后面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生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的话,又不难看出其中的结构是如何隐蔽而无形地影响着人的头脑,或者说另外有一种倾向——原型,在隐的方式上影响着话语的形式和表达。
一、原型的含义与特征
“原型”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理论,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首先将它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认为原型乃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荣格认为,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它在人的生命中是不被自身感知的。荣格在其文集中说道:
原型……不是以充满内容的意象形式,而是最初作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为的可能性而已。但是这些潜在意向的发展和显现完全依赖于个人后天经验。[5]
也可以这样说,后天经历和体验越多,潜在的原型就更容易得以显现、得以外化。但是处在行为中的个人是察觉不到这种先天倾向的,并且同一原型显现出来的形象也不完全一致,比如两孪生姐妹,同样的遗传基因,可性格上却大为不同,这就是后天因素了。
既然原型属于深层意识的范畴,那就注定它与形式有不可脱分的关系,并且还有别于具有实在或可感的形象或外物。荣格认为:
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被认为是先验地表达的可能性。[5]
而这种形式并不是作为永恒不变的形式而存在的,原型具有形成具体意象能力的形式,在形成具体意象之前,它是具体意象的构成倾向[6]。从这种渗透着无限可能性的倾向中,可以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表象。如果从根源上分析这种形成表象的能力,我们且称之为“原型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意味着:原型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主题、叙述模式和话语模式,它根植于一个民族心理结构的最底层,它会反复以表象的形式出现在上述的“结构”中而成为一种“情结”,但是它的生产力特征会使得它在继承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更替、文化的发展、社会俗成的习惯规则而转变。比如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本身就是更为古老的神话——克洛若斯杀父娶母神话的转变[7],两者不同的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这一过程他自己并不知道内情,并且在知道后承受了沉重的道德谴责;而克洛若斯却是在完全知晓内情的状态下产生的这一行为,并且心安理得。这是因为杀父娶母本身就是史前时代的事实,所以克洛若斯不必受到道德的惩罚。
原型作为一种潜在的民族心理倾向,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能见到它的身影,在大众媒介话语中它也默默地影响着话语本身的建构、表达、意义以及形式。
二、大众媒介话语的原型叙述模式
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个人能直接意识到的。人们只能了解意识中的东西。只有当集体无意识成为意识时,才可能被人类了解。因此,集体无意识不可能直接成为人类认识的对象,在它与具体事物之间,需要一个中介。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拥有形式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内容的意味,是处于概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存在形式,是融合思维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的特殊存在[8],因此,原型能够充当中介。套用荣格原型理论的推论过程,集体无意识——原型——具体表象,媒介话语中的原型沉淀也有这样的过程:
从图1中我们能清楚地认识两种模型之间的关系:原型(熟悉的结构、概念、模式)作为中介,成为联系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沉淀)与具体表象(话语中的叙述、表达和形式)的桥梁。下面,我们将拟定熟悉的结构、概念和模式,从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入手,分析其潜在代表的民族思维、历史文化、心理接受与背弃等方面先天的“规则”,探究其如何沉淀在大众媒介话语中。
(一)“领袖主义”的原型模式
新闻报道形成的文本,在形式上会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在成都“6•5”公交车自燃事件发生后,新闻话语的焦点直指在这次事件中具有处理权责的人物,他们在话语中出现的频数之高、数量之多,使得他们似乎成为事件的关键人物,我们且称之为“领袖”。《四川日报》就此事件做了专题报道:《蒋巨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公交燃烧事件伤员》(6月5日)、《刘奇葆看望成都公交车自燃事故伤员》(6月5日)、《成都一公交车燃烧,25人遇难、76人受伤》(6月5日)。仔细看上述几则报道,在短短的篇幅中,领导名字出现次数高达20次以上。实际上,在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纸,一般会以政党、政府行为为报道焦点,然后在叙述中将他们的行为、讲话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赋予他们“领袖”的权责。这种叙述模式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心理机制和深厚的历史内涵。
纵观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从记录神话的作品《淮南子》、《山海经》等来看,世界在上古人的眼中并不是平静如水的,而是伴随着灾难出现、领袖救世这一模式曲折地向前发展。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故事都反映了这一母题,以“夸父逐日”为例: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9]
夸父遗下的手杖化为桃林,以富有诗意的高度想象力丰富了这一神话的内涵,不仅表现他本领大,更丰富了这个“领袖”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勇敢追求、死而不已、甘为人类造福的精神。总结下来,便是“领袖”在大灾大难面前勇于担当,经过层层困难最后达到“救万世于水火”,这也就是原型的沉淀。“领袖”首先是我们知晓、明白的概念,它作为原型的内容,沉淀在我们的无意识当中,我们本身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当它反映在具体的表象中时,我们才能够体会它的潜在性。上述新闻话语中对领导的关注正是这种潜在性影响的结果,即具体的表象。
(二)“尚德主义”的原型模式
中国上古神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尚德精神,这一点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进行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神话中充满对远古英雄和帝王献身精神的讴歌与礼赞,以及对神话人物保民佑民的职分要求。《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 [10]。这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后天的改造。几千年来,尚德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现实人物的期望。
如果发生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这一期望就变得更为强烈。反应在媒介话语中,当媒介话语模式与人们期待或者说潜在认同的原型模式相悖时,这一原型模式又会返转头来影响话语,重新引发话语的转向。比如在成都“6•5”公交事件中,当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一过程以后,在细节上,又出现了“起火后,司机首先逃逸”、“车内并没有安全锤和灭火器”等公德讨论与报道。四川的网络论坛上还出现《成都公交车自燃的愤慨》、《一位成都市民对公交燃烧悲剧的拷问》等文章。虽然,文章作者本身当时并未乘坐事发公车,可是他仍然在他不知晓具体有没有配备“安全锤”的情况下作出了这样一番拷问,并且引起网上激烈的讨论。这种拷问包括网民的评论,话语间流露出对安全锤去向的追问,对政府公共安全职责的谴责。这一事件与“尚德主义”刚好相背离,因而又引起了其他媒介话语的生成,如这一发问提出后,在网上立即一片哗然,网民就公共安全问题的讨论形成一个巨大的“公共场域”[11],话语的焦点甚至转到了“政府是否作为”的问题上。可见,原型沉淀在媒介话语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意识,它的“生产力”特性使它能够引导话语的关注点。这样的叙述从“德”的层面出发,很容易引起人们意识上的共鸣。归根结底,这种模式还是原型沉淀的原因。中国人自古评价人物的态度受到“尚德主义”的影响,当“失德”的话语出现,自然会引起人们极大地排斥、反感。
(三)“民族精神凝聚”的原型模式
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党的十七大将它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
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典故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战胜困难,或者取得胜利的民族精神。这一原型作为民族意识得以传承。如媒介话语运用这一主题,一方面原型沉淀的影响会使人们以同样的观点作出解读;另一方面运用人们熟知的主题能够迅速唤起受众的认同感,提升媒介话语的说服力。
在“5•12”地震发生以后,各类媒体均将此震慑全国的灾难作为报道的重点。《人民日报》从5月13日到6月30日,几乎每个版面都刊载了有关抗震救灾的文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5月13日)、《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5月15日)、《八方支援共克时艰》(5月19日)、《地震让我们成了一家人》(5月24日)、《这血脉相连的民族情》(5月28日),等等。以《八方支援共克时艰》这一标题做文本分析:只此八个字,简洁有力;整个标题并未明确指出灾难属性、来源,说明已是国人皆知的事情;“八方”两字模糊指代举国上下,一个“共”更是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说明万众一心、决心巨大;这种宏观叙述的高度更能够引发人们内心的民族认同感,对灾区人民所受灾难感同身受。以此来看,无论是从报道的集中度还是报道内容上,都紧紧围绕着“民族精神凝聚战胜困难”这一原型进行,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体现出的巨大凝聚力。
三、大众媒介话语原型沉淀的启示
总的来说,原型是一种稳定的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方式、认知角度和认知结果。原型沉淀在大众媒介话语中是时常见到的,这是因为:“谁说出了原始意向,谁就发出了一千种声音,摄人心魂,动人魂魄,同时他也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摆脱了偶然性,转入永恒的领域。”[12]
大众媒介话语作为集体或者个体对事物看法、见解的表达方式,在现代传播媒介中,并非按照特定的、稳定的模式进行,但是如果运用原型,在叙述方式上沉淀这一原型,必定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接受或者排斥。而现实的情况是,这一模式已然成为“经典”。从对原型的内涵、母题以及叙述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大众媒介话语的叙述中,其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沉淀最为典型、最为明显。突发性公共事件一类是由于本身涉及社会公众利益而成为公共事件;一类是由个人事件上升到公共事件。我们关注个人事件,原因就在于媒体报道将个人事件中的人物角色、人物行为进行了“原型沉淀”,而沉淀之后的原型恰恰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进而呼唤了人们的集体共鸣。一旦进入原型的“情境”,人们会获得一种“身心愉悦”的释放感。“似曾相识”对于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利于传播。反之,亦有别有用心者利用同样的方式,在满足大众原型渴望的条件下制造不真实叙述,将一般事件刻意上升到公共事件,引起社会的动荡,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这是我们坚决要抵制的。
既然原型有释放受众心底情感的功效,那么我们在运用原型时也需要注意[13]:以正确、积极的价值导向来建立起媒介话语,充分尊重受众个体的心理底层满足感,学会运用原型这种“善解人意”的模式,真正做到引导舆论的功效以有利于传播的进行。同时作为受众的我们,也应该擦亮眼睛,学会理智地看待问题,防止利用原型的媒介话语蒙蔽双眼、以讹传讹。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原型沉淀在媒介话语中的反复运用也是平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手段,即当原型沉淀由于话语的两次沉淀以后,人们的“集体共鸣”便可能消解,如“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当报道出“此公交车配有安全锤”的实地图片及系“人为纵火”事故后,公共事件随之便可能失去社会广泛讨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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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