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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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思想史是有益于锻炼和培养人们思维的一门基础学科,其基本理念是社会学与思想史的有机结合,这是社会学学科提升学术品位,获得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思想史研究颇具特色的学派——侯外庐学派,其凸显的学术风格,如注重运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强调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世致用”作风;勇于学术创新的“阐微决疑”精神;注重学术交流,倡行独立研究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等可以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社会思想史;侯外庐学派;思想史;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31-0147-03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Crearge Collingwood)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人们思想的活动,尤其是创新思维的指导。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中,人们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思想形成的过程。思想形成、发展、作用、流变的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加以记录就是思想史。思想史有多个分支学科,例如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法律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以及文学思想史、科学思想史,等等,这都是人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交往的过程中进行思维活动的产物,都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事实上,从事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对思想史的了解。可以这样说,思想史是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它对于人们思维的深化和知识面的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它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即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品位之所在。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有益于锻炼和培养人们思维的一门基础学科,但其真正迈入健康的运行轨道才短短的30年时间,亟待走向成熟和学术自觉。在我们粗浅的认识上,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都有着相同与相通之处或相似与相近之处。我们了解和掌握了某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可以对其他学科收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以此窥之,思想史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门学科。在我们所研究过的著名学者中,可以看出他们大都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有基本的了解。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是中华民族思想财富的承载者;从《论语》到《三民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一大批经典著作流传下来,它们也是中华民族思想财富的载体。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的就是古代典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学习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不了解孔子、孙中山,不了解《论语》、《三民主义》,不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社会学是一门注重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社会学不同于社会工作,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其实,即使社会工作学科也应当有其自身的理论性。那么既然如此,社会学与思想史的结合就是这个学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种结合不是说思想史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二级课程,而是说思想史与社会学的有机结合。对此,我们以侯外庐学派为例,提出如下几点认识:
1 注重运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强调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
侯外庐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他还是第一个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并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研究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侯外庐学派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新学科及其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各学科之间交叉渗透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侯外庐学派不仅运用传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尝试着运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在学术上长期株守某一种理论和方法,而不知与时俱进,就只能走到穷途末路。例如,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就为古老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侯外庐学派的一个显著研究特色是把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把对思想家的研究和对社会思潮的研究相结合,把对民间思想的研究和对精英思想的研究相结合。侯外庐学派研究社会史,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研究某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而研究社会制度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研究思想史,则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某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研究能够反映历史发展趋向的时代精神。侯先生晚年总结平生治学所得和经验时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这种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具体化了,避免了思想史研究中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也避免了唯物质论和思维方式极端化的弊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加以灵活运用,就能够使学术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加深入。侯外庐学派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引入思想史,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引入社会史,这就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对历史和社会作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把握。对思想家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主张,都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本之木,他的思想学说一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联系,并吸取其营养;一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联系,反映时代的要求。例如,孔子的思想主张就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孙中山的思想就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示了侯外庐学派的学术特色和风格。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世致用”风格
直接经验的吸收和间接经验的获取相统一,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侯外庐学派向来强调的治学原则。在中国古代有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就是从汉代逐渐兴盛的经学。实际上,一部中国古代学术史,其核心就是经学史。在古代,古文经学占主导地位。古文经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述而不作”。学者们对于经典著作的内容只是一味地按照圣人的解释,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就是说,衡量学说是与非的标准就是圣人的言论。这在后来发展为注经主义(或称笺注主义),学者不敢著书立说,不敢越雷池一步,死守祖宗的成见。另一个学派是今文经学,到了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在晚清发展为经世致用学派。今文经学注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学者们进而把学术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如近代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把今文经学的研究与社会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在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文化问题、铸币、河工、开矿、海运、漕运、赋税、边疆等问题上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主张。中国近代以来的大部分进步学者都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他们把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例。
侯外庐先生认为,作为史学家,超乎一般实用之上的相对冷静的理智的探讨精神确实需要,但对于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于时代的关注不可或缺。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使命感、责任感并非发思古之悲情,也不是以历史为刍狗,而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之上。我们今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经院式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纯学术的研究仍然是需要的,它代表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和学术水平,也是我们从事实际问题研究的基础。没有纯学术的研究,其他研究工作的水平就受到限制。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是“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或斗争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在准确把握其理论性的同时,我们还应当重视应用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应当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实际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一贯的学风,也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3 “阐微决疑”:勇于学术创新
这是侯外庐学派又一个显著特色。人类的知识是代代相传、不断创新的。后学者总是站在前辈的肩上有所前进。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就是要不断学习前人的知识,深刻理解和掌握他们的智慧。但是学术研究不是对前人成就的简单重复。侯外庐先生说过,“科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的,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他把这种精神具体阐释为“阐微决疑”的研究方法。所谓阐微一是指要用科学方法揭发历史的隐秘,二是指研究一些不为一般论著所重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谓决疑就是指解决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思想史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作为我们在其他学科中进行研究的借鉴。学术的生命线是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学术才可以不断发展和繁荣。死守祖宗的成见,我们的研究之路就会越走越窄,并最终走到尽头。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领域,要发展,就必须有所创新。就某个角度来看,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一部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的历史。那么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问题,多研究问题。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过程,就是人们创新的过程。孔子有这样的说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过程和不同于他人的思维线路,在很多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对于前人的结论,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对于他人的观点,应当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人云亦云不是君子所为。
4 注重学术交流,倡行独立研究和集体智慧相结合
注重学术交流,倡行独立研究与集体智慧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派的一大优良传统。侯外庐先生在学术组织方面很有经验,也极具学术魅力和学术气度。《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的撰写者有侯外庐先生、杜国庠先生和赵纪彬先生,第2卷、第3卷增加了邱汉生先生,第4卷又有白寿彝先生、韩国磐先生及杨荣国先生。侯外庐先生在主持编写该书的过程中倡导“发挥个人专长、集合群体智慧”的原则,组织编写人员充分讨论、各施所长,并对所有稿件进行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全书贯穿了侯外庐先生关于社会史、思想史的系统观点。侯外庐学派的主要传人张岂之先生将这一传统予以承扬,由他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等著作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的优长,在思想史学界赢得了赞誉。当今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对集体智慧不太认可。我们认为,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有赖于学者个人的博学贯通和潜心努力,也离不开研究群体的集思广益和整体推动,诚如张岂之先生所说,“对集体智慧需要辩证地看,不能因为有的主编不负责就否认主编的作用”。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同样需要“独立研究”与“集体智慧”二者的有机结合。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随着经济领域的开放,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试想,长期在同一种学术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一种固定不变的学术环境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必然缺乏某种学术营养。也就是说,闭关自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肯定不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潮流,势必处于被动地位,其发展也将受到很大局限。对于一个学派来说,如果长期保持这样的学术状态,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学术界所说的“近亲繁殖”现象在国外是基本不存在的,而我们国家高等院校的这个现象则较为严重。事实上,这已成为制约学术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因素。与外界多交流,了解学术发展的状况和学术前沿,可以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有利于推动学术创新和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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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论集(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马金保(1980—),男,安徽霍邱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社会思想史;沈韬(1986—),男,湖南浏阳人,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