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中，梁漱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他自谓“不懂什么叫哲学”，却站在了北大哲学讲堂；他成长于北京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却致力于实践自己的乡村建设构想；他无心于从政，却大半生徘徊在政治边缘；他有强烈的出世情怀，却又以最入世的姿态奔走于世俗之间；他以佛法为信仰，却在“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光环中落下人生大幕。

斯人已远，空留绝想。让我们跟随梁漱溟之孙梁钦宁的讲述，尽可能地接近一个真实的梁漱溟。

我的祖父梁漱溟1893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本名梁焕鼎，后以漱溟行世。

祖父后来以“大儒”身份为人熟知，可是他儿时却不曾读经，20岁才读《论语》。他的父亲梁济（字巨川）是个开明举人，给了孩子很不一样的教育——没有让孩子上私塾，而是请了个家庭教师来教家塾，按照自己的想法教孩子，教《千字文》《百家姓》《地球语言》这类知识性的东西。之后又送祖父上了北京第一家西式小學，虽是清朝末年，可学校已经教英文了。

梁济对国事非常关注，赞成君主立宪，经常在家和朋友高谈阔论，允许儿子旁听并发表看法。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祖父年少时就建立起了有主见的人格，有了独立的思想，“一是思考人生问题，二是思考社会问题”。他曾说：“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如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掉转过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的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透过这句话，似乎可以为祖父一生的行止找到一些合理的解读。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要革命的”

祖父在中学最末一年，1911年，班上来了个革命党人，叫甄元熙，他后来当过广东大元帅府秘书。大家知道革命党人赞成共和制度，祖父受他父亲影响赞成君主立宪，但他俩是好朋友，互相交流和影响。甄元熙很厉害，把祖父影响到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并且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用祖父的话说：“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他们把手枪和炸弹藏在北京东单一个小卖部，准备对清廷动手，可还没有等他们行动，辛亥革命就胜利了。

在中学毕业这一年，祖父没有投考任何一所大学，而是跟着甄元熙来到同盟会办的《民国报》出任编辑兼记者。那时甄元熙是社长，总编辑叫孙炳文。祖父有一次请孙炳文题写扇面，孙炳文就用了“漱溟”两个字，祖父觉得这个名字挺好，此后越用越顺，本名反而被渐渐淡忘。

由于职业的关系，祖父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在报社干了一年多后，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于是，1913年春，祖父辞去《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一头钻进了佛经佛典，过起了隐居生活，并且有了出家之念。但是父母尚在，祖父不好采取行动，他就开始吃素、自学。

1915年年底，祖父的表舅张耀曾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请祖父任他的机要秘书。祖父时年22岁，与同为张耀曾秘书的40岁的沈钧儒成为同事。在此期间，祖父写下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长文——《究元决疑论》，此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崇佛法，在当时的《东方杂志》连载三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欣赏此文，于是力邀祖父来北大教印度哲学。

祖父是在1916年和1917年年初得到蔡元培邀请的，由于工作原因先请人代课，正式到北大执教已是1917年12月了。在这之前，他其实是准备到湖南衡山出家。但他从北京到湖南的路上，看到兵祸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甚为震撼。世间困顿，自己怎可心安于精神一隅？于是他暂时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他带着这篇长文回到了北京，组织国民息兵会，号召大家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军阀。他把那篇文章自费油印成小册子，在北大及社会上散发。这个行为首先引起了旧派人物辜鸿铭的注意。当时祖父是把小册子放在北大教师阅览室的杂志架子上，辜鸿铭拿来看过之后，留下一句话：“有心人哉。”新派人物胡适看到后，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要革命的。”

初到北大执教的时候，祖父问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浪潮，批孔已经非常广泛。蔡元培却回答说，他们不反对孔子。梁漱溟立刻言明，自己不但不反对孔子，他这次来，就是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就这样，祖父登上了北大讲堂。

祖父身上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在北大7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中有新派和旧派，新派主张“民主”与“科学”，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祖父对“民主”和“科学”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新派全面扬弃中国文化的态度不予肯定，旧派又根本看不上眼，因为他们已经被陈独秀等人三言两语就驳得体无完肤，这样一来，祖父就只有自成一派。他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做比较，写了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中他得出结论：世界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复兴。这本书是在新派和旧派斗争的夹缝中被逼出来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经发表，祖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新儒学的开启者”，而且影响到了海外，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时任山东省议长王鸿一邀请祖父到山东演讲，还给他介绍了很多民国重要的实权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冯玉祥1924年曾请祖父给他在南苑练兵的5个旅各讲了一次儒家哲学，营以上的官佐必须参加，每次冯玉祥都亲自陪同。当时韩复榘是团长，也听了祖父的演讲，这为后来祖父在山东做乡村建设得到他的帮助埋下了伏笔。

祖父在北大执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五四运动”。祖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但坚决反对学生的纵火、打人之举。当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后，他于5月18日在《国民公报》发表文章《论学生事件》，指出：“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他认为“这实在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纵观整个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民主”“科学”旗号，却忽略了法治，而祖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第一个站出来呼唤法治，于百年前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意義。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法治道路的起点。

“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

祖父是一介文人，却最是心忧家国天下。时局纷乱，百姓流离，中国向何处去？苦苦思索之后，他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国的文明是农业文明，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农村问题。

祖父迫切地想把他的知识与理念运用到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去。

1924年，他主动离开北大，与王鸿一筹办曲阜大学、重华书院等，其间他一直在观察这些官员建设乡村的情况。1928年，主政广东的李济深邀请祖父去广东进行乡治实验，祖父欣然前往。但是，广东的政局很快发生变化，因为闹矛盾，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祖父的实验随之失败。1929年，祖父又应王鸿一的盛邀，前去河南搞村治学院，但是刚过一年，中原大战爆发，战争的中心就是河南，他的实验再次破产。中原大战之后，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便邀请祖父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在山东搞起了乡村治理，并从省政府先拨款10万元，作为他们在山东的乡村建设经费。

1931年春，祖父踌躇满志地来到山东邹平。

在邹平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新”举措：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通过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乡村建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展出改良农具、改良作物、家禽品种等2800多种，培育民众对乡村建设的感性认知；进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从国外引进品种先进的猪、鸡等，与国内的品种杂交，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同时引进棉花、小麦、高粱、大豆，各种果树、桑蚕等一大批改良品种；创办乡农学校，启发引导农民自觉地、有组织地进行合作改良，等等。

但祖父的“乡村建设”有更大的宏愿：“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立新的礼俗。”“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祖父的这句话，我认为现在依然有效，现在又提出乡村振兴，就是因为现在乡村是中国最落后的那一块地方。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祖父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但是乡村建设却给他带来了全国性的声誉，国民政府聘请他为国防最高参议会参议员。

1938年1月，祖父以国防最高参议会参议员身份访问延安，8次与毛泽东会谈，其中6次长谈都在3个小时以上甚至彻夜。关于他们交谈的内容，首先是毛泽东给他分析了中日战局，即后来成书的《论持久战》的论点，对此祖父非常认可，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中日战争前景的判断；同时两人又谈日本人被打跑以后，国家如何去建设，祖父自然是谈他的“乡村建设”，并且把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送给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书中观点并不认同。后来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找到毛泽东当时写给艾思奇的一个便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而祖父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中国社会是上下流转相通的社会。两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这为他们后来的争执埋下了伏笔。

“一觉醒来，和平死了”

1939年，祖父和学生及友人从大后方深入敌后，到6省8个区域去考察，风餐露宿，历尽艰险，历时8个月。这8个月让他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也看到了很多问题，他说：“总括三句话。第一是老百姓真苦；第二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是党派问题尖锐。”

当时国民党和八路军经常互相偷袭。祖父有一个学生是国民党人，在护送祖父之后返回的路上因为发生摩擦被八路军杀死。祖父十分痛心，他认为，国共两党的矛盾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零零散散，谁都尽不上力，需要联合起来。

1939年11月，祖父回来后先在成都见了蒋介石，对蒋介石做了报告，但讲到党派问题时，蒋介石却说有事，让他回到重庆再说。在成都他还见到了国共以外第三方的人物如晏阳初、黄炎培等人，向他们表达了这层意思。到了重庆，祖父又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讨，同时也和中共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祖父穿针引线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一个不属于国共双方势力的松散型的第三方表达。

1940年12月24日清晨，祖父拿出报纸看到最新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发现虽然参政会在扩大，但是有别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方的参政员却在减少。而且那时党派矛盾更加加剧，尤其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祖父不忍看到团结抗战局面毁于一旦，于是挺身而出，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图挽救危局。同时他也认识到，必须增强第三方的力量，使之成为决定政局的重要砝码，于是立即和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把三党三派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民主政团同盟。

张君劢提出一定要在国民党势力控制之外的区域成立言论机关，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香港。随后，祖父作为民盟代表去香港办了《光明报》。去香港过程非常曲折，重庆控制严格，不卖给祖父机票，他没有办法，只能坐车往桂林，再辗转去香港。在路上，检查站把车拦下，请他下来“喝茶”，整车的人都只得在那里暂时住下。直到检查站请示得到回应说第二天放行，他才得以脱身，来到桂林。当时正好是李济深负责，是李济深的秘书亲自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担保，航空公司才把机票卖给祖父，他才得以到了香港。

来到香港，凑的经费很快就用完。正当犯愁时，有一天，祖父遇到了中共在香港负责报社的范长江。祖父在离开重庆前一晚曾和周恩来有过沟通，周恩来告诉他有困难可以找范长江。范长江问祖父报纸为何还没有出，祖父直言经费不足，范长江称有一位南洋侨领愿意捐5000元，祖父只用写个收条就好了。这5000元真是雪中送炭，立刻被用于办报。后来再看，这5000元实际上就是中共给的，但是因为民盟的性质，范长江不便言明。

于是《光明报》办了起来，祖父任社长，请俞颂华担任总编，请萨空了（后来得知萨空了也是中共地下党）出任总经理。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刊登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光明报》宣传坚持抗日，反对妥协，提出实行民主，励行法治，尊重学术自由与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

蒋介石风闻民盟在香港的举动，立即派人前往加以制止，首先派了一个国民党海外部部长跟港英当局谈，紧接着，孙科又到香港，称民盟是在搞“第五纵队”。港英当局答应蒋介石政府对《光明报》予以“特别关照”，因此在审查报纸时，常常刁难。最后，多亏萨空了熟悉香港法律，将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都以广告的形式发出，因为广告不被审查。

关于宣言和纲领还有一件很尴尬的事，就是作为民主政团同盟主席的黄炎培不愿意在宣言和纲领上署名，导致民盟成立的宣言和纲领等重要文件没有领导人具名。祖父对黄炎培的做法非常不满，后来黄炎培自愧无法胜任民盟主席的职务，半年他就辞掉，改由张澜来担任了。

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其他渠道对祖父施加压力，劝他回重庆，有话可以当面说。蒋介石甚至让青帮头子杜月笙出面，请祖父“喝茶”。据祖父回忆，杜月笙向他展示了一刀削苹果的“绝技”，并称愿意亲自陪他回重庆去见蒋介石，但是被祖父拒绝。后来杜月笙再约，祖父就不答应了。《光明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办的。办报时日本人也打了过来，先是轰炸，接着香港就沦陷了。据萨空了回忆：有一次碰到轰炸，大家都慌慌张张找地方躲藏，只有祖父神情自若，既不躲也不藏。这让他们深感意外。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后，报社成员只能前往澳门，祖父说是抗日的江湖豪杰吴发仔帮助他们一行人撤出香港的。当时准备了15艘船，同船的还有范长江。这15艘船有14艘被海匪洗劫，只有祖父乘的这一艘没有，所以祖父一生遇险多次，但确实都是逢凶化吉。此前在1939年去敌后视察的时候，就差点和日军碰面，他们躲在山洞里，向洞外望去已经看到日军的军靴，都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拼命了，还好日本人没有进洞。还有一次祖父骑马，马失蹄坠落山下，人却毫发无损。

祖父从香港脱险来到桂林后给两个儿子写信，记述了当时的心理状况，他说：“我乃可以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革。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所以是这种信念支撑着他。

抗战胜利后，国共达成“双十协定”，表面波澜不驚，实则暗潮汹涌。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反对暗杀和暴动，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制造了血腥的“李闻惨案”。当时祖父在南京民盟总部主持日常事务，得知噩耗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同年10月10日，祖父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民盟希望共产党方面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周恩来对他说，国民党方面已经开始搞一些摩擦，甚至包围解放区，共产党是有底线的。祖父连夜坐车回到南京，想为和谈再尽一些力，但下车就从赶来采访的记者口中得知：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祖父脱口而出：“一觉醒来，和平死了。”这话被记者听到，刊在了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

但是祖父还是不放弃从中调停，后来民盟拿出了一个“使双方的方案都不算”的调停文件，文件签完字以后，分送国共双方和美国马歇尔特使。但没想到一向温和恭谦的周恩来看过之后大怒，斥责民盟未遵照双方约定，没有与中共打招呼，便提出实质上有偏向国民党嫌疑的方案。祖父从未见周恩来发如此大的脾气，赶快撤回这个文件。这件事对祖父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游走在政党间确实不适合，所以后来国共开战后，他就宣布脱离民盟。

此后，祖父深居简出，但仍心系天下苍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他因公开批评政府的重工轻农政策，受到不公正批判。从此他远离政治。

及至“文革”，他被定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理所当然地被排在了受批斗之列。1966年8月，一群红卫兵小将气势汹汹地前来“抄家”。祖父立在院中，静静看着大量祖传书籍、字画、手稿被红卫兵焚为灰烬。近20年后我问祖父：“‘文革’抄咱们家时，您生气吗？”他很淡然地回答：“不生气。”我惊讶地追问道：“为什么呢？”他平静地说道：“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事实上，祖父向来不为一己之私而计较，对这个世界，他的内心更多的是悲悯。

“我的生命就系于责任一念。”他在晚年坦然自谓，“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他甚至感喟“此生有尽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积极的入世者。但他所有入世的实践，都是希冀这个世界“一天天往好里去”，其中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欲念，此种境界，正与佛家的“无我”相暗合，也体现了佛家“济世度人”的情怀。

佛者，一腔悲愿以持世也。

1988年，祖父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累，我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