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陶行知的倾心交往

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他由最初一个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奔走呐喊而倡导教育救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者，到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和热忱无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战士、党外布尔什维克，他的这种巨大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对他的教育、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帮助及其深深影响。陶行知和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风雨历程中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注意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团结他们为革命服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他同样关注知识分子，让他们抛弃思想包袱，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初次谋面，一见如故

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

1938年，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的陶行知结束了欧、美、亚、非二十六国之行回国。此时他已接到了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通知。10月1日，他抵达了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0月5日，陶行知拜会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及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此时，周恩来在国共联合抗战的名义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尽管初次见面，但两人神交已久，用不着过多的寒暄，真诚的问候之后，他们就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周恩来向陶行知精辟地剖析了当前抗战的严峻形势，也谈到了华北游击战争蓬勃发展、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建立等问题，特别谈到了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陕甘宁边区的情形。他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状况。周恩来说：“五四以来，人们一直追求的民主政治制度，边区正在实施，人民通过普选，选举自己的乡、区、县各级民主政府。陶先生多年提倡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推广的‘小先生’制，在边区得到了发展。抗战前一年，全边区只有100多所小学，现在有700余所小学，建立了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许多工人夜校、农村冬学和识字组，参加识字组学习的老百姓有几万人。我们真诚欢迎你到边区去指导教育，也欢迎你去参观。”

陶行知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并表示适当的时候将去延安看看。陶行知说：“我在纽约，见到了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书中描述的陕北的生活，真令人心驰神往，听了您的介绍，我更是魂牵梦萦了，我希望中国的农村，都变成了那样的地方。”周恩来握着陶行知的手亲切地说：“会的，一定会的。”临别，周恩来殷切期望陶行知继续为促进各方面团结抗日多作贡献。

通过这次拜会，陶行知为周恩来的谈吐和风范折服。他返回寓所和友人谈及此事时，自感“蒙其指示甚多”，收获很大。

的确，在周恩来的关注、关怀和影响下，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共同为抵抗外侮而努力。

危难之际，关爱“育才”

1939年7月，为了抢救战时儿童，陶行知在重庆北碚创办了战时第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实施战时教育。

在陶行知筹办育才学校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援助之手，曾给予了他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根据四川省委的指示，派遣林琼在建校时组建中共育才学校地下支部并任书记。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在育才学校也组建了另一个中共地下支部，由南方局直接领导，成员有王洞若、帅昌书、戴伯韬、孙铭勋等人。他们既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又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

其时，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周恩来对育才学校的地下支部十分重视，他曾明确指示：“支部在学校里要搞好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都是大后方人民群众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从这些地方可以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使人们透过迷雾看到前进的方向。陶行知非常信赖共产党，他象其他民主人士一样，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生问题，育才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到“周公馆”去，向周恩来请教，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付办法。许多问题一经周恩来指点，顿时迷雾驱散。这使陶行知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鼓舞，并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伟大革命家的气魄。陶行知曾感慨地说：“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密谋策划发动反共高潮，迫害民主人士的活动日益加剧，形势异常紧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陶行知，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常常找借口要查封育才学校。

1940年9月的一个秋夜，为了帮助育才学校的同志认清形势，早作应变准备，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赴育才学校进行工作指导。

9月23日，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在南方局干部徐冰、张晓梅的陪同下，又专程来到北碚。当晚，他们就下榻在陶行知的住处旧堡内。当时重庆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月光透过窗棂送来银色的清辉。就在这洒满清柔月光的狭小简陋的阁楼上，周恩来夫妇和陶行知夫妇敞开心扉、促膝谈心，纵论国事、商讨教育。

周恩来侃侃而谈，层次分明。他首先向陶行知介绍当前国内的形势说：“今年7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七中全会，作出了限共反共的部署，他们要取消陕甘宁边区，把5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到10万，而且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在一个月内全部移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西。其阴谋是想把战斗在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的两支抗日劲旅，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然后围而歼之。”

紧接着，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育才学校的情况，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周恩来还与陶行知逐一研究了在育才工作的专家、教师的情况，认为凡是在社会上很“红”的人都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廖意林刚来到重庆不久，不会引人注目，可以留下来主持支部工作。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群孩子，他们商议了许多办法，诸如：要把育才学校培养人材的成绩公诸于社会，争取社会的同情，使反动派不敢轻易对孩子下毒手等细节。

翌日，陶行知陪同周恩来等看望了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出席了周恩来在北碚举行的招待会。

第三天，陶行知又陪同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乘坐一叶小丹，沿嘉陵江逆水而上，从草街子登岸，再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步行5里，来到了育才学校所在地——古树参天、丛林环抱的凤凰山古圣寺。下午，育才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欢迎周恩来、邓颖超的来访。周恩来满面笑容，亲切地向师生们问好。他一边喝着学生用瓦壶给他倒的白开水，一边回答大家关心的时局问题。

周恩来在欢迎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的投降派。斗争的形式很多，根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座的有的搞戏剧，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我看通过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都可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都是有力的战斗武器嘛！”他还说：“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苦，才找到革命的真理，可你们呢？现在就能学到革命的真理。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啊！”最后，周恩来语气坚定、满怀信心地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各个战区，辗转流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重庆的。你们都是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幼苗，扎根在这块教育园地里，有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长成像凤凰山周围的参天大树一样，成为建设国家大厦的栋梁。”说着，略作停顿，周恩来定睛注视一下右边站着的大会主席杨秉荪，又看看左边站着的大会司仪孙振侠，深情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胜过我们，你们小小的年纪，就能当大会主席和司仪，真是了不起！这是战争致使你们远离家庭，受到老师的培养，懂礼节、会说话。我们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可不行啊，你们在这里受的教育是得天独厚的。可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区，在敌占区，广大的小朋友，包括你们留在那里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周恩来的每一句话都激发着孩子们的热情，牵动着他们的思绪，孩子们齐刷刷向周恩来投去敬佩的目光，心里牢记着周恩来发人深省的话语。接下来，邓颖超介绍了苏联儿童受教育的情况，并给孩子们讲了她在苏联的见闻。她说：“苏联可以每五分钟出产一辆汽车。中国将来也一定会这样的，但必须靠你们这些手脑灵巧的小科学家、小工人的努力。”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话刚刚讲完，一群孩子便热情高涨地蜂涌到他俩身边，激动心切地递上小本子，纷纷请求敬爱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签名、题字。周恩来在许多同学的小本子上欣然写下了一行漂亮的字：“一代胜似一代。”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这些孩子们的殷切期望。

由于周恩来夫妇曾经在艰难的斗争岁月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因此夫妇二人一向对孩子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次也不例外，到了育才学校，看到了这一大群活泼可爱、有机会接受教育尤其是个性得到解放的孩子们，更是不忍匆匆离开。他俩留连忘返、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凤凰山上的“昆虫招待所”和“鸟的乐园”，观看了艺术组的排练，直到次日下午才离去。

离开学校时，周恩来还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捐款400元。数日后，陶行知从重庆写信说：“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育才之后，觉得小孩们健康有欠，特捐助400元，为小孩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收下，以便送去致谢。”后来又特别提出：“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这一切，不仅反映了陶行知和周恩来的珍贵友谊，也足见陶行知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

周恩来夫妇参观育才学校后不久就派副官袁超俊到学校，选拔一批难童去延安学习，一是减轻陶行知肩上的压力，二是让这些孩子的成长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前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离开育才赴延安的。

党的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谆谆教导，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进一步施加政治压力和实行经济封锁，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陶行知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有一次陶夫人问他：“你为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坚定地回答说：“我若一走，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师范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

在艰难的时刻，周恩来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他自己又捐出岳母坟地20亩，给育才学生种植经济作物。陶行知收到这些捐助，心里非常感动，对党倍感亲切。他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师生垦地30亩开荒生产，并及时种上了南瓜、红薯等杂粮。在师生们的勤奋耕作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度过了难关。

抗战一结束，重庆的一些党的办事机关撤走。周恩来考虑到育才的校舍较紧，便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房舍让给了育才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入了800块银元给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师生。此后，陶行知经常邀请周恩来等同志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总是有请必到。这年冬天，育才音乐组同学举行儿童音乐演奏会，陶行知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和冯玉祥先生以及中外记者参加。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为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寄托了他对祖国未来人才培养的热切希望。

1946年，叶挺将军出狱后，八路军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晚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了晚会并演出了节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也参加了晚会。周恩来还在育才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下讲了话，他鼓励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

同舟共济，民主第一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中时，国民党政府却在抢夺胜利果实，并阻止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歼灭顽固残敌。国共两党摩擦频频，内战阴云密布。

为此，陶行知勇敢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中。

1945年9月，毛泽东主席应邀赴重庆谈判，周恩来几乎日夜陪伴在毛主席身边，陶行知因而与周恩来交往密切，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10月11日，毛泽东离开重庆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欢送。

但是，国共两党签定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令进攻解放区。对于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大逆不道的丑恶行径，陶行知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前夕，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研究了陶行知的工作。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的心目中威信高，影响也大。但这些年创办育才学校，几百个孩子的生活要他操心，常为孩子们的衣食住行累得精疲力竭，影响了他做社会青年的工作。陶行知接受了中共和周恩来的建议，不久便和郭沫若、李公朴、史良、邓初民一起在重庆办了一所社会大学。陶行知说：“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由止于人民之幸福。”就是说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要亲近老百姓，要为人民造幸福。这是和共产党的宗旨一致的。重庆社会大学于1946年1月1日筹备，1月15日就开学了。开学时，周恩来参加开学典礼，并讲了话。此后，陶行知参加了许多民主活动和斗争。

在党的引导下，陶行知积极地参加“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1946年4月，陶行知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顾特务的捣乱、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100多场，为人民呐喊，吹响战斗号角，强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

1946年5月3日，陶行知与夫人吴树琴由上海去南京。此时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也随着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陶行知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到南京发起筹组民盟南京市直属支部。到达的当天，陶行知就专程去梅园新村看望刚抵达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

周恩来向陶行知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发展前景，并询问了育才学校迁校情况和筹办上海社会大学等事宜。离开时，周恩来嘱咐他要注意身后的“尾巴”。

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为抢占军事战略要地，调集大量军队在苏皖、东北等地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上空。时局的变化迫使陶行知奔走于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第一线。

6月8日，陶行知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茅盾、巴金、赵丹、郑振锋、徐伯昕、胡绳、胡风等164名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书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中共和谈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等并转毛泽东主席，“吁请停止战事，安民救国……迅息阋墙之战，俾和平立见，衽席可安。”

为此，中共代表团于11日专门复函给马叙伦、陶行知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表示敬意和支持：

夷初、行知诸先生大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雄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深至，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尤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屎烂。是以敞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唯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纛。时迫事急，临颖不尽，除遵嘱将尊函转陈毛泽东同志外，专此肃复，顺颂时绥。

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敬启

此时，“反独裁、争民主”已成为陶行知在各种场合演讲的主题。在演讲中，经常遇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破坏，可他从不后退和妥协。6月21日，上海大同大学召开反内战要和平大会。陶行知与吴晗发表演讲。特务们切断扩音器电源，陶行知就提高嗓门讲，特务们采取喊口号的办法把讲演的声音抵消。陶行知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勇敢机智、坦然应对。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于6月21日宣布东北停战再延期8天至6月30日。周恩来迅即发表谈话，认为国民党的停战期限与中共的主张相距甚远，呼吁长期停战，实现永久和平。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于23日发动54个人民团体及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北站集会游行反对内战，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选派马叙伦、陶行知、阎宝航、林汉达、盛圣华、雷洁琼等10余人，代表上海工、学、商等各界人民团体赴南京请愿。

陶行知作为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发言人也出席了大会。会前，有一个青年对他说：“也许今天又要重演场口的事件，先生要小心些！”他沉着地对那位青年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预备挨打的吗？”说罢，陶行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地登上大会主席台，无所畏惧、情绪激昂地向数万群众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讲：“我们派遣代表为要求和平，非但和平，而且要永久的和平。和平与民主实为不可分割，再内战下去，国家就要崩溃，我们也就动弹不得，永远做人家殖民地的奴隶了。我们要政府从洋人处夺回权利给老百姓，不愿从老百姓手里夺了权利送给洋人。我们国家穷，欢迎外资，但我们绝不愿借外债来打内战。”

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7月11日和16日，蒋介石穷凶极恶地指派国民党便衣军警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而且把陶行知也列为国民党反动派下一步暗杀的黑名单上的第一名。

一天，共产党员陈家康到陶行知的住处，转达了周恩来对他安全的关怀。劝告他：“你们的门前，目前就有特务监视着，最好暂时不要住在这里，随时都要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的好友翦伯赞这时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他忍着病痛，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打电话给陶行知，叮嘱他千万提高警惕，陶行知悲愤沉着地回答：“李公朴、闻一多已经被罪恶的黑手杀害了，我等着那卑鄙的第三枪。”

7月23日晚6时，陶行知赴郭沫若寓所，与郭沫若、叶圣陶等20余位民主人士听取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时局分析。晚上10点时，郭沫若郑重地请他保重身体，并叮嘱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呀！”陶行知半开玩笑地回答：“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是榜上有名的。”

陶行知临危不惧，更加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加紧工作，并给育才学校师生留下遗嘱，再三告诫，一定要做到“威武不能屈”。

令人万分痛惜的是，这“黑榜探花”后来竟成了事实，他真的成为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为民主而死的第三名战士！

“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6年7月24日上午，陶行知起草《征集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草案》。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他没日没夜地突击整理自己的诗集。下午1时起，他又整理诗集连续5个小时以上。晚上，吴树琴、陶晓光来探望他，劝他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要过分劳累。谁料到这竟是他们夫妻、父子的最后一面。

当晚，陶行知借宿在朋友任宗德家。7月25日早晨，任宗德去请陶行知用早餐，发现他倒在洗澡间里，已经不省人事了。虽经沈钧儒携儿子沈谦医师及陆诒等人多方抢救却始终无效，就这样陶行知先生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于12时30分停止了呼吸，终年55岁。

周恩来闻知讯息后，和邓颖超立即驱车赶来。周恩来俯在陶行知身边，含着热泪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刻。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这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陶行知先生的良师和益友发自内心的深情的悼词！在场的陶行知夫人、儿子和他的朋友沈钧儒、田汉、司徒慧敏、廖梦醒等听后，无不感到慰藉和感动。

周恩来环视在场的人们，动情地抓住田汉的手，沉痛地对大家说：“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这一天，周恩来还因陶行知逝世，推迟了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也是这一天，周恩来给党中央发去电报，告诉党中央，“陶行知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中肯地评价陶行知：“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后请求入党。”周恩来还说他这次来上海，曾意识到陶行知的安全健康问题，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但不久人已不在，使他十分痛心。他在电报中还建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

随后，周恩来一方面提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一方面指示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安葬那天，周恩来敬送了花圈，深深寄托了对陶行知的无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