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与西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要]本文在充分肯定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指出西藏经济增长模式仍未实现由外生—粗放型向内生—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文中研究的定量分析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人”而不在“物”,即西藏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制约了经济内生效益的提高,其中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低是重要因素之一｡针对基础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低､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提出对策思考是:1.加大基础教育类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其投资结构,将乡村基础教育投资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西藏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重点;2.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建设,使西藏极为分散的人口适度集中,从而取得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效益｡

[关键词]西藏;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本;基础教育

[中图分类号]F127.46(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6)03-0025-10

西藏自治区成立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1978—2002年西藏GDP由6.65亿元增加到161.42亿元;2002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521元/人和7762元/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为1509元/人和5597元/人｡西藏的政治制度已经实现了由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飞跃;西藏经济则正在从自给自足农牧经济(经过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经济社会转型期间,西藏经济增长的方式并未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具体地说,西藏仍然维持着依赖国家“输血”,而非依靠自身“造血”机能的外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从我们对西藏历年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中看出｡

一､西藏经济投资效益问题分析

首先,西藏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央财政补贴｡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1978年为4.86亿元,到2002年已达131.15亿元｡1988年以前,西藏的地方财政赤字一直依靠国家财政补足｡尽管自1989年起西藏地方财政开始出现盈余,但是,迄今为止国家给予西藏的财政补助仍然逐年递增,其比例保持在占西藏财政总收入的90%以上｡(见表1)

其次,西藏GDP的增长与国家财政补助高度相关,即西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家给予西藏的持续和巨额的投入｡西藏GDP增长与国家对西藏的财政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R高达0.964(置信水平为0.99)｡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国家巨大的财政投入下西藏经济发展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2002年西藏投入产出效益(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的GDP产出)为148元,全国平均水平为240元,西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再从西藏GDP与国家的财政补助收入比较来看,西藏GDP与国家财政补助收入指数1978年为1.37,在1992年以前该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幅度不大,一直在2.0上下,1992年达到最大值2.27,之后开始徘徊下降,特别是1997年后呈单向下降态势,且幅度较大,2002年更是达到1.23,甚至低于1978年的水平｡

表1西藏1978—2002年财政收入与GDP变化(单位:亿元)

再次是西藏经济的结构偏离度问题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偏离度是指GDP中第一､二､三产业劳动投入份额与其产值份额之差的绝对值之和｡计算公式为dj=Ij-Pj,D=∑│dj│,式中dj为第j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Ij和Pj分别为第j次产业劳动力投入份额(百分比)和产值份额(百分比)｡｡1978年西藏第一､二､三产业GDP结构分别为50.7%､27.7%､21.6%,就业产业结构为82%､5.9%､12.1%,经济结构偏离度为52.6;2002年各产业GDP结构为24.6%､20.4%､55%,就业产业结构为69.6%､6.2%､24.2%,结构偏离度为90｡从各产业GDP结构的变化看,其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下降,第一产业比重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4%);从就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看,第二产业几乎没有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依然较高｡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偏离度的增大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西藏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出现严重的偏离,劳动力并未随着产业转换顺利实现转移,传统农牧业中仍旧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西藏仍然处于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变的初级阶段｡

最后,从西藏与全国人均GDP的比较看,1978年西藏人均GDP为375元,全国为379元,与西藏相差不大;到2002年西藏人均GDP增长到6093元,而全国人均GDP已达到8184元,比西藏高出34%｡(见下图)1978年至2002年西藏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31%;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3.66%,西藏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认为,西藏经济发展中投入第一产业产出边际效益低,其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维持外生—粗放型的主要原因在“人”不在“物”｡事实上,只要将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人数对GDP的贡献与全国作一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异来｡下面是我们用1978—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人数作自变量,GDP为因变量所做的(对数)岭回归岭回归分析是一种修正的最小二乘估计法,当自变量系统中存在多重相关性时,它可以提供一个比最小二乘法更为稳定的估计,并且回归系数的标准差也比最小二乘估计的要小｡(RidgeRegression)方程(注:相关数据来自表2和表4):

1.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回归模型(K=0.1)

lnGDP=-0.0054lnPri+0.328lnSec+0.614lnTer(1)

R2=0.969VIF(VIF)方差膨胀因子是指在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时,回归系数的估计量的方差与无多重共线性问题时的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方差对比而得出的比值｡通常被用来作为测量多重相关性的指标｡一般认为,如果最大的(VIF)超过10,常常表示多重相关性将严重影响最小二乘的估计值｡=(1.672)(0.9267)(1.129)

2.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就业人数回归模型(K=0.1)

lnGDP=0.309lnPri+0.152lnSec+0.573lnTer(2)

R2=0.975 VIF=(1.339)(1.104)(1.615)

(注:式中Pri､Sec､Ter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R2为相关度,反映该方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的解释力;VIF为方差膨胀因子｡)

从方程(1)和方程(2)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各产业劳动力对全国GDP的贡献主要来自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西藏第一产业劳动力对GDP增长的贡献(0.309)远大于二产劳动力的贡献(0.152)｡以2002年为例,西藏总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GDP/就业人数｡为12398元/人,低于全国的14211元/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的劳动力集中在传统的第一产业(农牧业),如表3所示,这部分劳动力恰恰是西藏受教育程度最低,即基础性人力资本存量最少的人群｡

表2西藏和全国各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从西藏劳动力的基础性人力资本存量广义的人力资本存量包括用于劳动者的健康､教育､培训以及迁移的投资费用｡限于资料,本文采用了目前经济学界常用的度量方法,即用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代表基础性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受教育程度用年份来表示,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大本为16 年,研究生为19年,具体计算方法为: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6+初中×9+高中×12+中专×12+大专×15+大本×16+研究生×19)/总人口｡来考察｡2001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中,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全国分别为7.8%､30.9%､42.3%､13.5%､4.1%､1.4%､0.1%;而西藏分别为45.1%､48.3%､5.5%､1.0%､0.1%､0.1%､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全国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为8.139年,西藏为3.544年｡再比较农村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关数据见表3),2002年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全国为7.79年,西部12省市区为7.06年,西藏为2.51年,西藏不仅与全国相差甚大,也远远落后于西部12省(区､市)的平均水平｡可见西藏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低是严重制约西藏经济发展内生因素｡

表3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研究西藏经济效益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西藏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村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效益,为此,本文拟进一步探究教育性人力资本投资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

二､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只考虑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的作用｡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和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谭崇台,1999)因此,西藏经济发展要摆脱原来那种依赖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外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上内生—集约型的良性经济发展道路,其着眼点必须放到人力资本这一问题上｡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T.舒尔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时所指的人力资本是指由于“对人投资”(investment to human)所形成的､附着在人身上的并有助于提高其生产能力的资本｡关于人力资本的定义,中外学者各持己见,本文经过综合形成如下概念: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迁移等投资而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技术､资历､信息､经验和熟练程度､健康等之总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资本形态的重大变化,资本由以往的单一的､同质的物化资本转变为多元的､异质的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最基础､最重要的投资是教育投资,特别是来自基础教育的投资｡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目前学术界流行的概念——人力资源开发,其实包含了两方面含义:其一,人力资本积累,即通过对人的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健康､培训､流动以及通过“干中学”从而增进其能力等的投资形成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其二,人力资本配置,即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获得产出的经济效益的过程;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则是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从而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根据上述理论,笔者以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滞后的核心问题之所以在“人”不在“物”是因为:第一,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量不足,特别是教育性人力资本积累量太低,因而影响西藏经济增长效益;第二,西藏特殊“非典型经济二元结构” 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合理配置参见拙文《关于新世纪西藏的改革与发展中人力资源开发的思考》(载《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该文指出在关于西藏经济发展问题诸多研究中,孙勇先生关于 “非典型二元结构”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障碍的理论分析,有相当强的解释力｡笔者认为“非典型经济二元结构”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内理性经济人——以趋利避害､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人——的缺失｡没有这样的理性经济人,其经济生产过程便缺乏内在驱动力｡故西藏的发展滞后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人”不在“物”｡因为,一切有助于建立现代经济的物化要素资源都可以通过“输血”的方式注入西藏,惟独与之相匹配的“人”的资本即具有经济理性的人这一要素却是不能输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消解须以西藏居民,特别藏族居民经济行为逐步理性化为条件｡为此,笔者曾提出以人力资源开发主导新世纪西藏的改革与发展｡｡本文拟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这两项判断加以实证｡

表4全国和西藏经济和教育发展指标

对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主要包括教育投资的规模大小和教育投资结构差异｡沈利生､朱运法设计了模拟方案对分别增加大､中学生教育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增加大学教育经费的累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短期来看,增加中等教育的投入会较快得到效果,而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投入的回报要更大｡(沈利生､朱运法,1999)侯风云分析表明,无论是对社会还是个人,初等教育的投入回报率都是最高的｡(侯风云,1999)陈志刚､王青利用普适生产函数对江苏和江西的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了教育发展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导致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但是陈志刚､王青的模型中只是对两省的高､中等教育作了比较研究(陈志刚､王青,2005)｡

从西藏区情出发,我们认为,将包括小学在内的不同层次的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纳入普适生产函数 ,考察其投资结构与GDP增长的关系更为恰当｡普适生产函数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Yit=F(Kit,Lit,Hit)i=1,2,3,……,n

式中Yit,Kit,Lit,Hit分别表示第t个国家或地区的等效的产出量､资本量､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入变量采用各级教育的投资量为宜,但由于1978—2002年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用历年各级教育在校生人数替代之｡为便于对各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作出比较,首先需要对变量进行对数标准化｡据此,我们建立模型如下(C和μ为常数项和随机扰动项):

lnGDP=C+ln劳动力投资+ln固定资产投资+ln高等教育投资+ln中等教育投资+ln小学教育投资+μ

参照陈志刚､王青的模型分析方法,我们以表4中1978～2002年高等､中等和小学教育人数作为各个层次人力资本投资量对经济(GDP)增长的贡献进行岭回归分析,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下面是采用该方法得到的生产函数的回归模型:

1.全国标准化模型(k=0.1)

LnGDP=0.375lnLABOR+0.399lnCAPT+0.167lnUNIVER+0.084lnMIDDLE+

0.045lnPRIMARY

R2=0.992 (1.267) (0.9292) (1.471)(1.365) (1.145)

2.西藏标准化模型(k=0.1)

LnGDP=0.409lnLABOR+0.355lnCAPT+0.125lnUNIVER+0.076lnMIDDLE+

0.021lnPRIMARY

R2=0.982 (1.515) (1.520)(1.486)(1.488) (1.356)

(注:R2为相关系数,括号内为各变量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式中LABOR指劳动力,CAPT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UNIVER､MIDDLE､PRIMARY分别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在校学生人数｡)

从上面两个模型的比较可见,西藏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发展对西藏GDP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25､0.076､0.02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67､0.084､0.045),而劳动力对GDP的贡献高于全国｡在各层次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当中,西藏小学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0.021)则低于全国水平(0.045)｡而高等､中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则与全国比较接近｡换言之,小学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是制约西藏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

据笔者的分析,西藏教育类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大致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1998—2002年西藏财政支出中教育事业费从5.19亿元增加到13.07亿元,净增加约2.5倍｡但西藏6岁及以上人口中受小学教育程度人数的比例仅增加约4个百分点(42.63%—46.63%),初中增加4.72个百分点(7%—11.72%),高中增加1.43个百分点(1.44%—2.87%),文盲率则只减少约11个百分点(49.1%—37.99%)｡ 西藏教育的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率低的突出特点是西藏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高｡如表5所示,西藏小学5年保有率为75.88%,小学毕业升学率为72.13%,初中3年保有率为74.47%,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3､15和14个百分点｡事实上,尽管西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逐年增加,但是无论小学或者初中阶段均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中途辍学,例如到2002年仍有12%的学龄儿童未能上学,另有29%的小学生未升初中(西藏小学生中男生的辍学率是2.60%,女生的辍学率是2.10%,张翼:《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与结构变化》[A],中国社会学网,.cn/qkpdf/zgzx/zgzx200603/zgzx20060304-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表 52002年全国与西藏各级学生保有率与专任教师学历(%)

第二,1999—2002年西藏与全国各级学校每1位教师负担学生人数(即师生比)相比,小学师生比等于或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则低于全国3—5个百分点(表6);1990—2001年西藏教育经费累计支出达48亿元,其中2001年全区教育经费支出达到8.9亿元,比1990年增长535.7%,但是,教育经费支出的激增并未带来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高,如前所述,西藏的文盲率的下降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均较为缓慢,考其原因,在于西藏教育投入高而产出低｡以1999年为例,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西藏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资料,当年西藏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37万余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为7.4亿元,生均财政性教育投入为2000元/人,同期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2.22亿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为2287.2亿元, 生均财政性教育投入为1000元/人,仅为西藏的一半;进一步分析表明,1999年西藏在校大､中､小学生人数比例分别为在校学生总数的1.10%､13.7%､85.2%,而全国大､中､小学生人数比例分别为1.89%､36.4%､61.7%,该数据表明西藏在校学生绝大部分为小学生,由此反映西藏教育投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而小学教育投入效益又很低的特点｡再以各级学校教师质量为例｡2002年西藏专任教师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高达到34.0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看到西藏无论基础教育或者专业技术教育的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表61999—2002年西藏与全国各级学校每一教师负担学生人数

第三,西藏教育资源城乡分布不合理也是造成基础性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目前自治区乡村教师资源缺乏,后备力量储备不足,尤其是广大乡村民办小学尚缺乏基本的师资和其他办学条件,故造成城乡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状况｡根据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相关资料计算,1990年—2000年间,西藏城市6岁及其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4.71年上升到7.07年,镇从4.22年上升到5.56年,而乡村仅从1.25年上升到2.26年｡正是由于乡村人口数多,在总人口中的权重大,导致全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上升缓慢｡

三､关于西藏基础性人力资本合理配置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知,西藏教育滞后,特别是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正是造成西藏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的关键所在｡从长远看,实现西藏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量增加和配置效益的提高｡惟有从制约西藏教育的内部原因入手,着力解决西藏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低､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方为成功之道｡为此,笔者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第一,继续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要把乡村教育投资为主的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西藏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首要目标｡藏族人口基础教育的普及是西藏人力资源开发的难点,同时也是关键所在｡没有基础教育的改善和提高,那么后续教育(包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的效益也会受到制约｡笔者认为,西藏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在农牧区至少应普及6年制义务教育;与此同时,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农牧民子女的辍学率,下大力气铲除产生新文盲的土壤,力争在未来20年内将西藏成人文盲率降至5%—10%｡

第二,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迅速提高基础教育性人力资本投资效益｡西藏基础教育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藏极为特殊的区情(地广人稀,农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高寒､缺氧等自然环境以及宗教文化的影响等条件且一时难以改变),而解决此难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实现人口的适度集中以增加教育投资的规模效益｡从已有的经验事实看,西藏的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大大高于西藏乡村地区(见表7),而且2000年已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城市､镇的教育投入的规模效益明显高于乡村应是不争的事实｡

表71990—2000年西藏市､镇､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980年以来,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在农牧区兴办寄宿学校方式集中办学,对农牧民子女就学实行“三包”(从1985年起,又对部分藏族中小学学生实行包吃､包穿､包住政策,在广大农牧区学校推行寄宿制)｡显然,这种方式的教育投资效益大大优于分散办学,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鉴于西藏人口过于分散,有的地区(如阿里､藏北羌塘地区)方圆几百里内难见人烟,故寄宿学校的选址困难且学校建设的成本很高;所以,寄宿式办学依然存在教育投资规模不经济的问题｡笔者近期的研究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以加速乡村人口城镇化的方式,使极为分散的人口集中起来,以便使教育(特别是基础义务教育)以及培训､公共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有显著的增长｡

第三,笔者近期的研究表明,西藏的人口城镇化模式和实现途径应有别于内地,即它并非以非农第二､三产业的存在与发展为基础,而是首先以人为(而不是非农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人口的适度集聚来提高经济要素(含人力资本要素)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益的目的｡在笔者看来,鉴于西藏区情十分特殊,舍此特殊举措似无更好的选择｡从西藏的现实条件看,是有条件加速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首先,西藏自治区人口数量总规模不大,2000年人口普查登记人口总数262万,按内地省市标准计,只需发展几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及若干小城市足以容纳绝大部分西藏人口｡其次,目前西藏已有拉萨(39万人口)､昌都(8万人口)､日喀则(9万人口)3个市及其周边小城镇(“一江两河”流域地区的泽当､姐德秀镇)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此外,国家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有利于人口的集中,如从青海经藏北门户插入西藏腹地直达拉萨的青藏铁路沿线有可能形成若干便于接通旅游线路的交通枢纽点,可以自然形成若干小市镇｡随着以旅游业为中心的西藏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批可供旅游者涉足的地方,也有可能建立起以商贸服务､金融等为主的小城市或市镇｡

笔者的上述议论绝非空想｡事实上,在世界一些与西藏自然—人文—经济社会条件相类似的后进国家或者地区(如我国的北方邻国蒙古)也在探索将极为分散的人口集聚起来,以便获取较大的经济投入的规模效应,从而尽快缩短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城市化道路例如,蒙古国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有自然地理､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大致相同｡近年来,为了加速发展,蒙古国也在走人口集中的城镇化道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戴维·墨菲在题为《游牧生活走到了尽头》的专文中,报道该国计划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在广袤的蒙古土地上建设城市,在今后的30年里,让250万蒙古人口中的90%迁往城市｡将沿着一条东西走向､长2400公里的公路建设一系列由现代通讯技术连接起来的城市,使这个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大约40%人口以游牧为生的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戴维·墨菲,2001)｡｡

我们高兴地看到,西藏自治区政府最近提出了“两基”教育的攻坚计划西藏“两基”攻坚计划是:“到2005年,西藏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小学在校生达到34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区内外初中在校生达到12万人,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70%｡到2007年,西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做到“学校容得下､家庭担得起､学生稳得住､政策有保障”｡另外,到2007年,“高中阶段在校生要达到6.5万人,高中入学率达到40%;区内高校在校生达到1.8万人,高等教育入学率达12%”｡,并强调这是“一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为了使这一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笔者建议,西藏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由“以物为主”向“以人为本”转变过程中,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要特别注重采用人口､社会､经济等综合性措施使之得以合理､有效的配置,从而使西藏成为以内生—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真正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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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黄维忠]

[作者简介]何景熙,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重庆400171);王文川,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马红莉,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成都61006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