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手

一

据说，英伦首席才子亚契（Jeffrey Archer）曾十一次登上《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作家排行榜第一名；自视甚高的丹·布朗在看了亚契小说之后摇头叹息，表示“叹为观止”。美国《时代》杂志的书评更加夸張，竟然表示亚契的书写不输大仲马。各种让人震惊的传言背后有一个坚实的数字，《该隐与埃布尔》一书在译成多种文字之后，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已经有一亿人读过这本书了。好吧，既然是这样，那么就买来看一看好了。万万没想到，像我这样挑剔的读者也会掉进小说家设下的陷阱，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近六百页的大书，而且意犹未尽。

讲句老实话，太久没有读到如此迷人的小说了。在飓风不断侵袭、枪声不时响起、山火不时蔓延的现实世界里，我们的心绪时时处在忧虑与哀伤之中。优质小说在某些时候会成为一剂解药，让我们深切体悟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让一颗颗狂跳不已的心脏在命运之手的指引下慢慢地安静下来。

小说的时间点从1906年4月18日开始，在波兰斯洛宁这个日后沦为战场的地方，罗诺斯基男爵的骨血埃布尔降生在河滩上，被一家猎户收养。同一天，银行家之子威廉·凯因诞生在麻州大城波士顿，父亲马上为他报名，他在1918年9月进入圣保罗中学，之后自然是哈佛商学院，凯因银行家的前途已然在望。

战争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波兰沦为一战战场，男爵的城堡陷入德军之手，儿子被杀，儿子的伴读与好友埃布尔成为男爵的继承人。在地牢中，男爵竭尽全力为埃布尔传授知识。埋葬了男爵之后，埃布尔却被俄军押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天赋异禀的埃布尔竟然逃脱，经由敖德萨来到土耳其，被英国领事救起，转交波兰领事馆。1921年春，埃布尔搭船驶向新大陆，命运之手给了他机缘看到凯因。那一天，他是豪华饭店餐厅的基层服务生，凯因是餐厅的客人。

泰坦尼克号船难改变了凯因人生的轨迹。凯因的父亲死于船难，母亲改嫁给一个无赖，这个无赖成为凯因人生路上的一个灾星。母亲去世之时，凯因十六岁，成为自家银行的委托人，赶走了无赖，继续学业。二十一岁时，成为自家银行董事。

两所学校在这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紧要的角色。凯因是哈佛高才生，埃布尔半工半读以优异成绩取得哥伦比亚经济学学位。身为银行家之子的雷士特是凯因的好友，伴他度过丧母、娶妻等人生大课，他的英年早逝却为凯因提供了进入雷士特银行的契机。埃布尔的好友乔治来自波兰，他们搭同一条船来到美国。乔治的忠诚始终一贯，他成为埃布尔生命中的一颗福星。凯因却没有这样的福缘。命运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有所取舍，赋予小说更大的张力、更绵密的情节。然则，命运也是公平的，两个孤儿的人生伴侣大为不同，凯因娶得忠诚的贤妻，埃布尔的婚姻却是不幸的。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再一次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凯因对美国经济状况的预估与分析是正确的，为他在银行界的迅速攀升奠定了基础。埃布尔投身旅馆业，大萧条夺走了他投资的饭店、夺走了他工作搭档的性命，原因竟然是凯因银行的董事们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对埃布尔伸出援手。这件事不是凯因个人的错，却误打误撞在埃布尔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于是他开始不择手段施展报复。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自己走投无路之际，正是心怀愧疚的凯因个人悄悄出手金援，救了埃布尔的事业。中间人遵照凯因的要求在漫长的岁月里严守秘密，亲眼得见这两人的明争暗斗，心怀忐忑，却直到凯因去世才能够道出实情。读者看到小说终了，明白了作者冷静、毫不容情的设计，只能对命运之残酷、小说家之心狠手辣摇头叹息。

《圣经》曾告诉我们该隐同埃布尔的故事，他们是亚当与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因为嫉妒与愤怒杀了埃布尔。在我们这本书里，凯因没有因为嫉妒与愤怒杀掉埃布尔，他只是为了自家银行的安全而检举了埃布尔在不完全知情的状况下纵容了其搭档对政府官员的贿赂，岌岌乎毁掉了埃布尔。埃布尔的反击却是致命的，他巧妙地运用了凯因银行董事的贪念一举扳倒了凯因，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银行，伤心欲绝。

命运之手，或者说小说家亚契之心真是坚硬如铁，一定要陷这两个极为聪慧之人于这样痛苦的境地之中。然则，小说写到了这样的程度必然会彰显一些我们期待的特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个在美国高枕无忧的富人义无反顾地丢开家庭与事业争先恐后奔赴欧洲战场。激烈残酷的厮杀中，埃布尔竭尽全力在不知伤者是谁的情况下救护了重伤的凯因。这件事，凯因在去世之日已经明白，埃布尔却处在懵然不知的状态。自己的义举、对手的义举，两次至关重要的和解之钥在毫无知悉的情况下被搁置了，导致两人之间的对垒没有宁日。

更有甚者，凯因的独子爱上了埃布尔的掌上明珠，两位父亲竭力阻挠，于是这对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便赤手空拳到西部发展，迅速展示实力，非常的成功，十年后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设立精品店，开幕酒会空前盛大。此时此刻，两位老人各怀心事遥遥站在对街观望，旅馆业大亨埃布尔一眼认出了银行家凯因，凯因也从埃布尔手上的银镯认出了对方；无言，脱帽致意，擦身而过：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晤面。凯因死于当晚，他竟然没能同十年未曾谋面的儿子重逢、无缘见到自己美丽贤惠的儿媳。埃布尔也要等到凯因走后才了解凯因曾经出手相救的真相。我们再次对小说家心生怨尤。

战争，船难，国际国内的、政治的、商业的险恶风云之中，人性之美与人性之恶同台角逐，演出了精彩绝伦的人生大戏。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这个民主国家的诸般特色，光明的以及黑暗的，更是彰显得淋漓尽致。最终，在埃布尔的遗嘱中，本来属于波兰贵族埃布尔·罗诺斯基男爵的这只银手镯现在属于埃布尔的外孙，他的名字叫作威廉·埃布尔·凯因，两股血脉终于在祝福声中合流。命运之手终于停止翻云覆雨的恶作剧，我们对小说家亚契也不再抱怨了。

二

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艾默思·奥兹以如椽之笔抹去了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界线，抹去了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界线，甚至抹去了“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线，以一部史诗描述了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耶路撒冷犹太民族的恐惧、跋涉、迁徙、挣扎、隐忍、短暂的欢乐，以及无尽头的哀伤、愤懑、奋起捍卫家园、反思、走向和解。一场梦想与庸俗之战，一部爱与黑暗的传奇，成就了希伯来语文学的扛鼎之作。

原名艾默思·克劳斯纳的小男孩出生于欧洲纳粹崛起的1939年，他出生在耶路撒冷，命中注定成为以色列命运的目击者。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都曾经自认为是欧洲人，为了躲避苏联的虐杀而从乌克兰逃往波兰治下的立陶宛，或从波兰逃往捷克斯洛伐克。那时候的欧洲，到处都有成功的犹太人，他们是成功的商人，成功的学者、教授、作家、诗人、政治家。他们热爱欧洲，但是，欧洲呵斥道：“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他们申请到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全部遭到拒绝；他们申请到美国，回答是：“请等候十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他们没有十七年可以等待，唯一可以去的地方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耶路撒冷——祖先的应许之地。留在欧洲没有动身的亲人们悉数死在纳粹的屠刀下，迁徙使得在欧洲生活富裕的犹太人变得一无所有。艾默思同父母住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地下室里，父母的房间兼起居室、卧室、书房。父母的床白天要收成一张沙发的模样，如此才有地方坐。而在这间陋室里却有七千册以上的藏书。父亲懂得十七种语言，在波兰取得学位，五十年代又在伦敦取得学位，终其一生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员未能承袭长辈的学术衣钵。艾默思看得很清楚，四十年代的耶路撒冷满街都是学者，父亲的命运不可避免。母亲曾经在布拉格大学修习文学，是一位感觉敏锐的梦想家，一位懂得六七种语言的诗人，一位俄罗斯文学孕育出来的讲故事的高手。每天，她的精力消耗在烧菜煮饭洗衣清洁等家事之中，给儿子讲故事成为母子之间最为愉悦的美好时光。

1947年11月29日，在纽约附近的成功湖召开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在英国托管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分治计划。在耶路撒冷，在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之时，男女老少聚集在街头，如同化石，没有任何声音地等待着整个民族的命运在遥远的纽约由别人来决定。在艾默思家附近，音量开到最大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低沉嘶哑的声音，唱票，……英国弃权、苏联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凝固了整个场面，一阵令人恐惧的宁静，几百人屏住呼吸时的宁静”，这是八岁的艾默思从未感受过的。岁月悠悠，那种宁静也是他再未感受到的。美、苏等三十三票赞成阿拉伯国家十三票反对，还有十票弃权，决议通过。

断层一千九百年之后，犹太民族得到了活下去的权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发出来自心底的吼声之后陷入狂欢。七个小时之后，这些人当中的百分之一死于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前来助战，一心一意要将尚未建国的以色列消灭在血泊中。不知战事将近，悲喜交集的父亲在这个深夜来到儿子的小房间。黑暗中，艾默思的手“看到了”父亲的泪水。这个民族的男人是不流泪的，艾默思从此没有再见到父亲的泪水，母亲死去，父亲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1948年5月14日、15日相交的午夜，持续了三十年的英国托管在巴勒斯坦宣告结束，以色列建国。午夜刚过，未经宣战，阿拉伯正规军的步兵纵队、炮兵、装甲兵从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长驱直入以色列。耶路撒冷老城犹太人居住区陷落，平民大量伤亡。对于九岁的艾默思来讲，战争就在身边，邻居玩伴、母亲的好朋友、自己的小乌龟咪咪全都葬身于战火中。

自此，犹太人奋起反抗，为生存而战的结果便是“巴勒斯坦难民”这样一个新的语汇的出现。这一回，轮到了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十五岁的艾默思进入了以色列拓荒者基地胡尔达基布兹，满心愤怒，他用改姓奥兹来“灭掉父亲，灭掉耶路撒冷”，一心一意成为坚定不移的新希伯来人。但是他的同侪却从阿拉伯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逐渐接管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奥兹大为惊异便责问道，那么你在这里拿着枪所为何来？同侪道出心声：“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要我们，任何人也不要我们，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而且，“如果这里不是犹太人的土地，哪里还是呢？难道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不值得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民族？”历史的、现实的深刻矛盾层层纠结，使奥兹成为一位深思的和平主义者，追求和解，追求人类的和平共存。

1952年的耶路撒冷在围困中艰难跋涉，生活基本所需极端匮乏。一百万犹太人住在这里，三分之一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身无分文。母亲的厌食、失眠、抑郁不断加深，终至选择自杀以求解脱。在母亲生病期间，艾默思同父亲联手尽力照顾了母亲。因此，在母亲离去之时，艾默思非常愤怒，感觉母亲背弃了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在母亲离去五十年之后，作家奥兹同母親和解，明白在母亲的话语中“蕴含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而微妙的嘲讽以及永不消逝的伤悲”。

九岁时，奥兹见证了自己国家的诞生。十二岁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崩解。然后，他在胡尔达基布兹度过了三十一年岁月，在那里开始写作、从军、参战，进入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成为作家与教授，返回、结婚生子、继续长时间地留在胡尔达基布兹。最后，定居南方沙漠城镇阿拉德则是为了那里干燥的气候比较有利于孩子的健康。

奥兹在他的史诗巨构中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细述悲怆的历史、艰辛的现实生活，以及两个善良的人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所揭橥出的残酷。由此，更深邃地注视希伯来文学在他的血液中植入的美好。

三

在很短的时间里，张炜这个名字在眼前重复出现，会引发我特别的注意，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张炜的文字好得没话说。

张炜大量的长篇小说，我都会不断地重温，尤其是这一部《远河远山》，它描写了一些写个不停的人，他们的书写是文学长河里的涓涓滴滴，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一个幼小的孩子随着母亲来到中国东部一个滨海城市，同继父生活在一起。我们便跟着这个孩子，感觉他所感受到的，同他一道走进梦境，同他一道观察世界。这个孩子是一个写个不停的人，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而是为自己而写，而且停不下来，不能不写。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病”，几乎是胎里带来，永远不会痊愈。不写会怎样？“我”的回答是“会死”。“书写”带来灾难的可怕行为，母亲看到孩子写个不停就非常的惊恐，而这个对生父一无所知的敏感的孩子竟然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在梦境里，这位受到各种折磨的诗人被纸张抽打。纸张，在几乎找不到纸的岁月里，一个写个不停的人需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能够写字的纸，因为没有纸，是没有办法写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带给这个孩子的折磨是沉重而恐怖的。继父有纸，大量的纸压在褥子底下，用来卷烟；继父见不得这个孩子，他的残忍、暴虐、无知、狂妄同孩子的爱心、善良、好学、深思形成尖锐的矛盾，常常以孩子的被殴打收场。

无论是母亲的惊恐还是继父的粗暴都没能够遏止住孩子写个不停，他写什么？他写梦境，写他的心头所想。继父在孩子面前开枪射杀了两只松鼠，孩子记载了下来：“两只松鼠的亡灵在湿淋淋的雨中向我哀号，声音尖亮逼人。我是全家唯一听到这悲声的人。”为了节省至关重要的纸，孩子的字写得极小。这个世界上有着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奥秘，被他写下来了，“这些隐秘分属于逝去的人、未曾谋面的人，还有那些无言的花草、小蝶、鸟儿、小溪、河水、大树、各式家具……这是真实的。它们和他们有奇怪的、对我来说却是易懂的语言。我们的种种交谈都悉数记下。我不能停息”。确实，人的内心能够感受到的远比“亲眼所见”真实得多，绝对值得书写。于是，我们知道，小说已经在那些纸片上发展；小说家已经起步，他迈出的步子正走在一条荆棘丛生却是完全正确的路上。我们也预见到，这条路将耗掉这位小说家一生的力气。

书写是绝对孤独的，“我”在无人理解的状态里只能顽强地沉默，有时候很想奔到一个无人之处放声大喊。就在这无奈之中，“我”出了城，隔着一条河，一间林中小屋出现了，护林人一家的关爱已经令人欣喜。更重要的是，护林人的女儿小雪是另外一个写个不停的人，纸上的字使得这两个孩子在几分钟之内建立了世界上最稳固的友谊，“言为心声”不再停留在纸面上。来自城市的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幸福降临的时候，充溢于心的是感激。感激书写让他们知道了彼此的一切，感激世界上有小雪、“这片林子、无色无味的风、天上的云，还有狗、妖怪、海神、未知的一切”。之后，这种在一起交换朗读平日所写的幸福成为巨大的动力，“我”不断地寻找机会排除万难奔向河西、奔向那座林中的茅屋。连这孩子的外观都发生了变化，“在冷静的外表下被一种热情鼓荡着。这热情从毛孔里渗流出来，太阳光下很容易识别”。

无论相知相惜的幸福是多么的巨大，书写依然是个人的、独特的习惯。“我”很快发现了自己与小雪之间的不同：“我在不停地写梦和幻想，而她写的都是眼前的一切——故事、动物、植物和人。我即便在写眼前的事，也一点一点写进了幻想。”于是，小说同散文虽然依然手牵着手、依然心连着心，却成为两条深浅不同、响动不同、风景不同的河流。

面对唯一的来自小雪老师的鼓励，“我”回头看自己的“书写”，从不识字开始涂鸦在纸上画出“字”的痕迹就开始了，“我爱‘字’，更爱它们连接在一起。平静回想的时候，这一串串字是溪水；心中激荡难忍，它们就燃起长长的火龙。有人为此折断我的笔，最后恨不得连我也折断，可是我仍旧痴迷。”至此，小说家的命运已经无法更改，他将勇往直前，文学奖不会让他沾沾自喜，不公正的批评也不可能让他更弦改辄。一息尚存，他便会写个不停。

小说毫不留情，继续向前推进。少年为了奔向河西而在冰面上跌伤了胯骨，最后一段三百米的雪路，他是爬过去的，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母亲在不尽的折磨之下，迅速衰老，倒了下去。母亲过世之后，少年拖着伤腿离家出走，开始了十六年的流浪生涯。从山野到平原，遇到了好几位同他一样又各有特色的写个不停的人，“有人病得快死了，还是要抓起笔。有人胖得虚喘，大热天上气不接下气，还是要写。有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还在写厚厚的大书，而他只是一个住在穷乡僻壤的无名老人”。由他们，少年迈向青年、走向壮年、接近老年，接近了人心的奥秘。其中，有一位写出了最为优美动人的辞章，“我相信自己受到了一生中最优良的影响，最有力的牵引。我身上一定会带有他的痕迹，直到最后。”两次中风，杵杖才能行走，小说家感觉时间紧迫，持续默默地写个不停。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又一部满怀深情、充满诗意的吟哦，带给我们希望。

张炜本人对作家这个称号怀着特殊的敬意，“无论在什么年代，无论我年轻还是衰老，我都不能容忍那些诽谤作家的人。我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着这个称号所代表和蕴含的一切。我把玷污了这个称号的人视为可怜的人、不光彩的人和不能为伍的人”。

四

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有过四年旅居台湾的经历。那时候，我便对华严小说充满了兴趣，从叙事中每每感觉到小说家的襟怀。许多人说，“华严是大家闺秀，大门不出，小说写了一部又一部”。我心想，那很好啊，小说从来不应当是靠“体验生活”来创造的。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认为闺秀文学尽是身边琐事，没有什么价值，心中大为不平，若是紫式部、珍·奥斯汀在天堂里听到这样的议论，大概连冷笑一声都嫌多余。文坛需要平心而论，而不是随意说说。

终于，我们等到了林黛嫚的《华严小说新论》。林黛嫚不是一般的学院派学者，她首先是写手，散文、小说都很出色；然后是编者，真正见多识广；然后才是学者，冷静、细致的文学批评不失创作者的热情，行文毫不晦涩，辩证条理分明。但是，同为小说作者相知相惜的情感却流淌在字里行间，为这部学术著作增加了暖意。更重要的是，林黛嫚的論述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家华严的真性情，极为难能可贵。

华严是名门之后，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严复的孙女，其母系台湾望族板桥林家。从这本书里，我们知道严复辞世五年之后，华严出生。父亲严琥是一位才学之士，却因为证件晚到而失去了离开大陆奔赴台湾的机会。那时候，华严同母亲、兄姐已经抵达台湾，这样的离散在华严的心中又有着怎样沉重的分量也是不需要想象的。而更可叹的是，“若不是她赶在七个学期加上两个暑假把大学学业完成，便不可能在1948年底来台湾；如果华严不是因为思念母亲，而在不该来的时候跑来，可能就此留在上海出不来了”。说到这里，林黛嫚打住话头，让读者用心去想。华严的苦读，华严对母亲的情感都无须再做任何说明，冥冥中就是有着一种力量，助华严成为小说家。

有人也许会说，四十年代末的离散崩解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严家、林家的命运只是成千上万人命运的代表。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待命运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同样的时代变迁中，人间不同的悲喜剧上演着，成就着文学的丰富多元。

这本书在最后附了一篇访谈录，让我们看到华严的自身说法，“我所写的每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时间、地点的变化并不影响人性的对应，“其中的变化只有时间久了才会感受到”。这是真正的肺腑之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便是华严的学问，将这学问诉诸小说，它就有了驳不倒的真实性，较之历史更为贴切，更发人深省。华严坦然，“人说写作的人似蚕，大环境和人群是桑叶，但首先在我脑中的是将近百龄的老母床榻上分分秒秒的岁月。我一向写作靠冥思，斗室之中自有我接通四方的管道”。为了照顾母亲，华严牺牲了个人一切的社交生活，“无怨无尤，因为我做了该做的事。反过来，可预见有天会痛悔莫及，那将是极沉重的枷锁，扣附着我有生的年日时”。大门不出，靠冥思写作，无怨无悔，坦坦荡荡，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不只是人情练达，还需要很高的修养、很高的智慧。书中详论华严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并将其创作同当时几位著名女性作家的创作进行横向的分析比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必要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华严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位。

于我而言，最要紧的是想知道华严在小说创作技法上的各种尝试。整体的印象是，华严是一位极有韧性的小说家，敢于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而且，她的体会是：“也并不是太难。”看她这样说，我是很佩服的，所有艰难的跋涉都被轻轻地揭了过去，展示出小说家的宽容、大度与坚持。

从1961年《智慧的灯》辉煌登场起，华严共创作了十九部长篇小说。而且，自1983年起，便开始发表全对话体长篇小说。第一部《神仙眷属》是真正有别于戏剧文学的对话体小说，连剧本中时间、地点、人物的简单交代也无，一开篇便是引号，引号中便是小说人物的话语。读者必须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了解每一句话是哪一位人物说的，如此才能读懂整部作品。速读、一目十行、随手翻阅，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让我大声地为华严女士叫了一声好，也让我对出版这部书的出版社生出敬意。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别说是全对话体未曾听闻，连书信体小说都会遭到质疑，犹记得我一篇不到两万字的书信体小说在九十年代曾遭到一位文学博士的质疑：“书信也算小说吗？”让我哭笑不得。巴尔扎克的《两个新嫁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岂不是书信体小说的典范吗？这部小说幸得见多识广的小说家青睐，得以顺利发表。然则，书信体使用的是书面语言，收信人与寄信人与写信的日期都清楚；信也可以写得很长、很委婉、很曲折，大大方便了叙事，较之短兵相接的对话体容易掌握。

全对话体小说要用口语写作，要在交谈中让读者听到声音，看到交谈者的音容笑貌，进一步了解人物的性格、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通过交谈揭示出小说情节的复杂推展；甚至作者的见解、哲思也透过口语得到传达，这就要求作者赋予交谈者完全不同的语境，非如此，不能成功。

华严成功了，且一而再，再而三，乐此不疲。第三部《兄和弟》与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全对话体小说《出墙红杏》之间相距六年有余，这充分表达出小说家华严在创作上不肯接受熟极而流，而是步步为营，力争更上层楼的坚持不懈。这就让我在心底再次为这位优秀的前辈作家喝彩。难怪乐于创新的小说家王文兴对华严小说赞誉有加，平心而论，这许多的赞誉都是恰如其分的。

五

石璋如是何方神圣？他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专业是殷商考古，在七十六岁的时候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院士。后来，百岁老人仍旧上班，继续他的研究，2004年以一百零二岁高寿在科研工作中辞世，他的研究重点是甲骨文。

陈梦家是谁？他是“新月派”诗人，青铜器、甲骨文的研究者。1945年出版《老子今释》，1946年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1956年出版《殷墟卜辞综述》，1957年出版《尚书通论》。因撰文反对汉字简化、反对汉字拉丁化而被打成右派，饱受摧残。上世纪六十年代坚持做学问，完成《武威汉简》、《汉简缀述》。“文革”初期又遭残酷迫害，1966年“自缢”身亡时年仅五十五岁，其自杀缘由与死亡经过有多种版本，记得他的人们尊称他为“为汉字而死的国学大师”。

那么，李学勤呢？他是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首席科学家、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担任专家组组长。他在五十年代担任陈梦家的研究助理，曾揭发陈梦家有“经济问题”。二十四岁的时候，曾经写文章严厉批判已经被打成右派的陈梦家。在陈梦家所遭受的苦难中，有李学勤丢出的若干块石头。

毫无疑问，这三个人都同甲骨文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谁能够在一部书中将这样的三个人联系起来呢？那就是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中译本《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作者是一位非常特别的美国人，出生在密苏里州，普林斯顿大学一毕业便出国了，在牛津大学拿到文学硕士之后参加了和平工作团。1996到1998年在重庆市辖下的小镇涪陵教英文、学中文，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程。他的学生多是农家子弟，他同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使得他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有远比其他西方人更深入的认识。1999年，他到了北京，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并且长期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撰稿，成为作家。他的名字是Peter Hessler，他的中文名字叫作何伟，一位脚踏实地的汉学家。对于他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他这样说：“我是个在不同的世界里过滤信息的外人。外国特派员永远是个不自然的角色。当教师时，我从遥远的地方拿取信息……美国文化、英美文学，把它们介绍给现今的中国学生。但作家的工作是从相反的方向介入，我从跟人的接触开始，然后写出文章，刊登在遥远的国家。”

这本书从河南北部安阳殷墟考古开始，二十一世纪的现实与并非遥远的过往交叉进行，间以文字的、历史的、文化的深度思考。

1936年6月12日，在安阳，春季挖掘计划就要在这一天告一个段落。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在标为H127的坑穴中发现大量的龟甲片，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工作团队挖出了三千片整齐叠放的龟甲片。这次重大的挖掘行动是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率领的。之后的四天四夜，考古学家和当地农民一道工作，在重达三吨的泥土中发掘出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六块甲骨片。在没有路的荒野上，工作团队将这些甲骨片牢牢地绑在板车上，推到火车上，运往南京，又运往重庆。石璋如同许多考古学家一道，伴随着这批古代珍藏在战争的烽烟里穿越整个中国大陆，然后渡海来到台湾，继续他们的研究。

2000年10月，当何伟在北京菊儿胡同的一间公寓安定下来的时候，一个四合院的主人赵景心老人正在对政府兴讼，要求保护他的四合院避免被拆迁。他自己没有提，但是何伟辗转了解到，赵先生的妹妹是著名的翻译家赵萝蕤，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第一位艾略特长诗《荒原》的译者，晚年又译出惠特曼诗集《草叶集》，已于1998年1月辞世。赵萝蕤的丈夫正是陈梦家，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学者、诗人。

还是安阳，在这里，考古工作者荆志淳向何伟介绍了一本书——1962年出版的一本图录，内中有八百多张青铜器的照片，这些青铜器都是美国博物馆以及私人的收藏。这本书是陈梦家的搜寻结果，书上没有署名，因为当时“右派”不能出书，但是在科学院考古所人人知道这本书是甲骨文学者陈梦家写的。顺便，荆志淳简单告诉了何伟有关陈梦家自杀的事情，而且，一位退休人员杨锡璋当时在自杀现场，于是何伟访问了他。杨锡璋当年同几个人负责“看守”陈梦家，以防他自杀，结果他们没有成功。谈话中，杨锡璋甚至还提供了陈梦家的所谓“男女关系”问题，作为他被批判的理由之一。何伟的观察是这样的：“我看不出他觉得愧疚、羞耻或有任何感觉，他脸上是一种中国人谈到不好的记忆时那种常见的茫然表情。”何伟在安阳试图同其他考古学家谈论陈梦家的过往则没有成功。于是，他直接地来到清华大学，在李学勤的办公室里同这位事业“如日中天”的文字学者见了面，谈了些其他之后，何伟直接将那篇1957年的批判文章拿了出来，放到了李学勤的面前。

图穷匕首见，面对这位外国作家的诘问，“这男人看起来只有疲惫，眼袋重重地垂在眼下”。李学勤的解释是他自己當时也在被批判中，写批判陈梦家的文章是出于不得已，因为那时候，“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表示后悔，但是他没有提到他自己1955年揭发陈梦家的所谓“经济问题”到底是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说。

陈梦家到底是怎么死的，何伟同世间所有的人一样没有办法得到真相，但是陈梦家用自己的性命保护的汉字呢？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人周有光先生告诉何伟，汉字的“字母系统化”早已荡然无存；汉字简体化则是失败的经验，“毫无证据显示，汉字简体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因为文字系统的根本结构并没有改变”。

何伟跨海来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访问了百岁老人石璋如，石教授送给何伟他的第十八本书是《侯家庄〈河南安阳殷商遗址〉》第十册。他的研究不仅根据他自己在六十年前写下的笔记，他对近日安阳考察了如指掌，因为安阳考古工作站的站长唐际根会将新的挖掘成果用传真的方式让远在台湾的石教授看到。于是，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安阳浏览着泥土，年长的考古学家在台北抚摸着甲骨片，对照自己的笔记阅读传真来的绘图，想念着付出青春岁月的广袤原野。

形同音符的甲骨文早已经谱成昂扬的乐曲，数千年来汉字依然是亿万人安身立命的所在，而汉字保卫战也正在世界各地无声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