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他们的心如此勇敢又如此懦弱？
时间：2021-02-27 07:55: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一九七三年，埃及、叙利亚为收复失地，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两家犹太人，雷娜一家和耶胡娣特一家住在离耶路撒冷不远处的两座小山上。这一年，雷娜的丈夫战死，三个儿子尚在战场。耶胡娣特带着女儿阿赫莱特独居。某天晚上，耶胡娣特带着高烧的女儿来访，想把女儿“卖”给雷娜。她认为这样可以让阿赫莱特骗过死亡天使的追捕。对于这样的迷信说法，雷娜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架不住耶胡娣特的软磨硬泡。为了救孩子，雷娜象征性地给了耶胡娣特两普鲁特——一块面包的价钱。但是孩子仍由耶胡娣特抚养。雷娜是这样说的：“我把我的女儿借给你，直到她长大成人。”然后雷娜拿起枪，冒着生命危险去边境寻找冰水给阿赫莱特洗身降温。翌日，阿赫莱特奇迹般地康复。
一九八七年，雷娜的两个儿子死于战争。
二〇〇〇年，雷娜的第三个儿子死于车祸。这个时候，他们居住的两座山峰已经建设成现代化都市。雷娜却一无所有，她打算去跟耶胡娣特讨要曾经买来的女儿阿赫莱特。当然，已经二十七岁的阿赫莱特对发生过的一切一无所知。耶胡娣特虽然有十个儿女，却舍不得把阿赫莱特还给雷娜。她认为当年自己的行为只不过是种迷信，不能成为交换的契约。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两个曾经在战争和生活中相互搀扶的女人只得走上法庭。雷娜旁征博引，用犹太教义说服了三个拉比。这场辩论非常精彩，让我想起电影《闻香识女人》、《费城故事》、《律政俏佳人》亦或《一次别离》中的类似场景。最终雷娜得到了阿赫莱特。可阿赫莱特从心理上并不接受这位陌生的母亲。一个夜晚，雷娜突发心脏病，阿赫莱特拒绝帮她叫救护车。她说，只有雷娜给她自由，她才会给雷娜自由。雷娜拒绝了阿赫莱特的交易。
二〇一一年，房产中介带人看房子。他们看到雷娜坐在轮椅上，身后站着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毫无疑问，中年女人就是阿赫莱特。房产中介说，不管房地产商开多高的价，雷娜都不肯卖掉自己的房子。他说：“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种意志？还不是大地上的盐。”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篇叫做《姐妹山》的短篇小说复述一遍，是因为我发现内森·英格兰德的小说内核无比复杂斑驳，你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从外部讲，它有残酷的战争，也有俗世的流离变迁；从内部讲，它有勇敢者粗糙却从不绝望的心，也有对犹太教教义的梳理与质疑。这个叫内森·英格兰德的美国作家文笔如此精炼准确，稍有不慎你就会错过那些闪亮的细节。读他的书很累，也很庆幸。我们现在很少遇到这般惜字如金的小说家。说实话，我甚至对这个陌生作家产生了某种猎奇心态，想窥知他更多的奇闻轶事。然而失望的是，我所能知道的只是小说集内页上的简介：1970年生于纽约，在正统犹太人社区长大，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大学写作中心，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创意写作。2012年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曾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看来和辛格一样，英格兰德是位典型的犹太作家。世界上伟大的犹太作家灿若星辰，譬如坚硬的海涅，譬如羞涩的M·普鲁斯特，譬如悲观主义者卡夫卡，譬如敏感的茨威格，譬如忧伤的帕斯捷尔纳克，譬如喜欢隐居的塞林格，譬如严肃的布罗茨基，譬如刚过世的人权斗士戈迪默，譬如冷峻的菲利普·罗斯……他们有的在“二战”前辞世，有的则经历了“二战”，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被伤害者。对战后犹太作家而言，“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不仅成为犹太人的种族灾难，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更成为犹太文学中一个鲜明且永恒的选题。纵观犹太文学，不同时代的犹太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对种族屠杀有着不同程度的表达和反思，从经典作家艾萨克·辛格，到70年代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尔（代表作《了了》，《特别响，非常近》）莫不如此。可是，似乎还没有一位犹太作家像内森·英格兰德这样，对“大屠杀”和犹太教这两块构建犹太人身份的基石进行过如此深刻、如此清醒的追问与呈现。乔纳森·弗兰琴对内森·英格兰德这本叫做《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的小说集曾如此评价：“道德谦恭和道德自信的一次成功的结合，既是一部文理细腻的喜剧，又是一部大尺度的悲剧。内森·英格兰德胆子够大的。”
如果你读完这部短篇小说集，就会明白为何乔纳森说英格兰德胆子够大。在《日落营》中，英格兰德显示了内敛到极致的残忍：八位参加夏令营的老人们（个个年近八旬，有的老年痴呆，有的轻度中风，有的脑部淤血），一口咬定多利·福克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守卫。他们没有证据证明多利·福克的身份，也没有证据证明多利·福克杀害过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可他们认为“旁观者一样有罪”，仍然策划了一场谋杀，将多利·福克淹死在湖中，并造成他失足自杀的假相。杀戮过后，这群自以为是的老人们站在一起，注视着一群乌龟背着龟壳，带着只有漫长时间才能染上的颜色爬下湖岸，一只接一只地消失在平静无波的湖水里。这些杀人者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而现在，他们将日落营变成了另外一个集中营。他们只是在审判他人，却全然忘却了审判自我。在这篇小说里，内森·英格兰德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犹太人的心理用上帝的视角进行了全方位的俯瞰和批判，同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一次冷静关照。在阅读过程中，我忍不住自问：是什么，让这些犹太人的心如此固执又如此“勇敢”？
在《送给年轻寡妇的免费水果》中，内森·英格兰德用貌似清闲的笔致和新颖的结构讲述了一个同样残忍的故事：水果商西米很敬佩教授坦德勒，每次教授来都会受到军队遗孀的待遇——免费水果。西米向儿子艾加讲述了教授坦德勒的往事：他曾在一九五六年枪杀了四名正在吃饭的埃及军人。西米对坦德勒的行为很愤怒，却被坦德勒狠揍一顿。坦德勒认为，古今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上帝不再亲自参战了。坦德勒为何如此果断勇敢？十三四岁的他逃出集中营后回到故乡，受到奶妈阿努什卡一家款待。可阿努什卡怕坦德勒夺走财产，决定在他睡着后杀了他。偶然听到消息的坦德勒先下手为强：朝阿努什卡一家每人开了一枪，包括那个刚刚两岁的胖女婴。“婴儿是最难理解的，我承认。但这应该是留给哲学家的问题了。这是理论难题在血肉之躯上的体现。”西米的儿子艾加听完故事的那一刻成了哲学家。他把水果堆成了金字塔，认真地思考着那些沉重的问题。如果能想出答案的话，艾加就会尽量用这些答案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不管这种改变有多么微不足道。
在这篇小说中，坦德勒的行为没有被上升到教义的高度，他是否应该受到审判？他是否应该接受炼狱？内森·英格兰德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给我们讲了个事实。而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洞却在刹那间形成：如果换成我们是坦德勒，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是将五颗子弹射入曾经的亲人的身体，还是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头颅？
内森·英格兰德的小说主题如此犀利滞重，常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有种轻度的疲惫感，只有在《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中，才能体味到片刻的轻松幽默，当然，这轻松幽默只是英格兰德制造的假相而已：我们一帮犹太孩子常常受到一个反犹太男孩的欺辱，布鲁姆家最小的儿子被他用内裤挂在秋千的螺栓上，布鲁姆夫人也被那个男孩袭击。我们在俄罗斯犹太人鲍里斯的领导下开始练防身术：用纸戳眼睛割喉咙，携带电路测试器当武器，鲍里斯甚至让我们每人携带一把枪。我们练得如此刻苦，连牙齿矫正器都从嘴里飞了出去，可我们是如此懦弱，我们虽然知道恶霸不会长大成熟，到死都会心怀仇恨，可却没有勇气直面反抗——我们甚至将布鲁姆一家当成假想敌，用M—80步枪击碎了布鲁姆家的信箱，用轮胎砸布鲁姆家的汽车，甚至用剃须膏在布鲁姆家门口画纳粹党的十字标志。在这些细节里，内森·英格兰德充分发挥了反讽的天才，将我们的劣根性描摹得华彩十足、逼真绝望，即便最后有人收拾了反犹太男孩，可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被人追赶了两千年，我们体内没有任何捕猎者的本能”。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还会遭遇如何的厄运和梦魇？而反犹太男孩是如何成为我们仇敌的？只是因为男孩母亲不是犹太人，就被犹太学校的拉比赶出了学校。有果就有因。内森·英格兰德似乎什么都没说，而事实是，内森·英格兰德什么都说了。
在我看来，内森·英格兰德就是一位神色滞重、间或幽默豁达的法医，他将犹太人的民族习性和民族本性进行了血淋淋的、毫不留情的、甚至是有些炫技的解剖。在《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中，尽管戏仿卡佛的题目让我们对他的故作轻浮有种轻度不信任感，可当你读完时才会发觉，内森·英格兰德是位比卡佛更高明的小说家。小说从两个初次见面的犹太男人（他们的老婆是闺蜜）关于宗教和世俗的争辨开始，当两对夫妻偷享起儿子私藏的大麻后，他们玩起一个叫作“假如我是安妮·弗兰克”的游戏。女人扮演犹太人安妮·弗兰克，男人扮演她们的非犹太丈夫。两位丈夫会在大屠杀来临之际藏匿他们的妻子吗？没人知道真正的选择。他们就那么站着，“困在那间储藏室里，不敢把门打开，不敢把锁在里面的东西放出去。”
这就是内森·英格兰德，他不太关心犹太移民与本地跨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他只关心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何是犹太人。如果说他是位伟大的犹太作家似乎为时尚早，那么无可争辩的是，与中国同时代作家相较，他们的差距就是从海拉尔到三亚的距离。内森·英格兰德知道犹太民族为何如此勇敢，知道犹太民族为何如此懦弱，也知道如何用小说的形式将之镌刻为永恒的风景。而我们虽然什么都知道，却只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有哪位七零后作家对“文革”做过深入骨髓的书写？有哪位七零作家对当下中国人的劣根性做过最彻底的解剖？没有。科伦·麦凯恩评论这本小说集是“勇敢挑战传统之书。会让一些人不安但必将永存。在英格兰德手中，讲故事成了一种具备个性力量的行为。”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对我们这代作家的一种微妙讽刺。
今日醒来，阳光笼住橘色窗帘。防盗窗上的茱萸早已干枯，伶仃瘦影随风雪于帘布上瑟瑟摇曳。也许，我只能观察到这些了。在我的世界里，风景只是风景，人也只能是人。这么想时，我只得将这本《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随手扔到床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