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写苦难，书写光明

时间：2021-02-27 07:55:20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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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1942年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现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理事。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方意识流文学》《寻找“绿棍”》《鲁迅世界性的探寻》等七部，译著、合著专著、主编与合著教材、工具书等二十部，论文、评论等二百三十余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刊七十五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三十五篇。

白朗一生创作丰富，共有短篇小说二十六篇，短篇小说集五部，中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散文二十八篇，散文集四部；报告文学二十篇；诗歌十二篇；短篇传记七篇，长篇传记一部；评论十六篇；其他作品三十二篇。由于资料有限，这个统计是很不精确的，肯定有遗漏，也难免有重复。

白朗的创作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作家本人在其表现东北地区土改的短篇小说集《牛四的故事·前记》中写道：“这个小集子里收集的六篇东西，是一年来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创作方面的一点点表现。按质量来讲，自然这些东西都是极不成熟的半制品；按成绩来讲，更是微不足道的。但稍堪自慰的是：这些作品的产生，是由于自己开始进入了农村，放下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与农民接触，向农民学习的结果。从而认识了自己，改进了自己，同时呢，也正是改变创作风格的开端，这是与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个人说来，该是一种微小的收获和进步……”所谓创作风格的改变，主要是指由原来的“主情”转变为“主事”；前期抒写苦难，后期书写光明。当然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两者的界限并非是绝对的，抒写苦难要以对苦难的述说为前提，书写光明更绝非弃绝对光明的感情，两者是互相渗透的，只不过有主次之分罢了。

前期：抒写苦难

白朗是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之一，其前期创作具有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普遍特色——敢于直面美丽乡土的无尽苦难，着力抒写人们的丰富情感世界。

白朗出生于沈阳市一个中医世家，童年的生活快乐而幸福。后来祖父失业，从小康坠入困顿，白朗开始体验到社会的种种苦难，这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直面苦难的基调。同时对鲁迅的憧憬和对苏联文学的热爱，为她的文学创作注入了进步的、革命的因子。后来她在哈尔滨直接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这必然使得爱国主义情愫及反抗、战斗精神成为她许多作品的与苦难抒写相纠结的重要内容。

《叛逆的儿子》是白朗最早期的代表作，1933年在《大同报》副刊《夜哨》连载。作品有三条故事线索：主线是地主子弟柏年携父亲小妾银娜离家出走；两条副线一是K村王老伯一家被柏年父亲逼得家破人亡，一是良家女儿银娜被另一地主儿子欺骗落入妓院又被柏年父亲赎回为妾。三条线索相互交织，两条副线使得柏年了解到下层人民的无尽苦难和死亡，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无量罪恶，最终促成了柏年的叛逆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柏年虽与银娜一起出逃，两者却非情色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同情和扶持的“难友”关系（同被柏年父亲压迫欺凌）和“同志”关系（寻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在柏年出走后给其父的信中有明白的昭示：“我要从充满了奸猾、残忍、欺骗、自私……的家庭里救出我自己，并且和我同样可怜的人——银娜……我们不是逃来要组成一个狗男女式的小家庭，我们是出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要做一个健全的人，要做一个生命、肉体、思想、意志、自由都健全的人。我要创造幸福的世界，造福给全人类，我要打破现代社会一切制度的矛盾，我要毁灭片面的自我或局部的自私自利的人类……”有的研究者仅用作品写的是一个青年携地主父亲小妾出逃的叛逆故事来概括作品，易引起理解的歧义。柏年与银娜的关系绝非《雷雨》中周萍与繁漪式的关系。正因如此，柏年的叛逆不独是对封建家庭的反叛，更是对其所属阶级——人间无量苦难的制造者——的反叛，是有着更为高远的理想的反叛。尽管此时刚刚步入文坛的作家笔力还未免柔弱，但作品的思想意义却不容低估，并且小说的结构安排、故事线索的处理、人物关系的设计也是值得肯定的。

白朗早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尚有中篇小说《四年间》，此作刊于1934年《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带有明显的作家自传质素。主人公黛珈是一位纯洁而清高的女性。自与矢野结婚后，在婆婆的迫使下中辍了学习生活。她有着“要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有为的女人”的理想，但由于接连不断地生育和三个孩子的夭折，只能陷于痛苦悲切之中。后来虽然到学校任教，却备受打压排挤，不久即被迫辞职。作品揭示了社会和家庭对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摧残，表现出在那样一个社会，女性很难得到自由和解放，同时也批评了许多社会陋习。作品从女性精神生活的视角控诉了社会的种种苦难。

《狱外记》是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哈尔滨到上海后，于1936年写的长篇小说，共三十二章。到延安后在文艺座谈会前曾改写。在延安的《谷雨》和《解放日报》各发表两章。其余全部手稿均在“抢救运动”中被收缴，再无下落。现在能见到两种文本，一种编在《白朗文集》三至四卷“散文集”，另一种在该文集第六卷“未了篇集”。文集编者未说明两者写作及发表顺序。从文字上看，前者似比后者更有润色；从内容上看，最大的调整在于后者的《与我的敌人握手》章名不见，内容亦由找日本主管司法的官员青柳疏通关节变成找官员的夫人，官员的名字也变成了山田，如此改动显然有益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从作品的人物名字来看，后者多用真名，如金人、金剑啸、萧军、萧红等，前者几乎都改了名字。这更像是创作小说，而非纪实文学。所以，我以为前者是后来修改过的文本。

作品男女主人公姓名分别为申勃和刘笠，与罗烽和白朗的笔名“彭勃”和“刘莉”暗合。故事有着浓烈的思乡情结，在“九一八”之夜的松花江畔，男女主人公一起思念着故乡的万泉河：“万泉河的荷花恐怕已经萎谢了吧？莲子是成熟的时候了！”或许是一种心灵感应，就在他们强烈思乡之际，故乡沈阳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从此申勃投入了反日救亡的秘密工作，终于被捕入狱。而此时的“我”（妻子刘笠）恰正陷于一连四个婴儿夭折所带来的苦痛之中，丈夫的入狱给她带来的打击有如雪上加霜，更显沉重。丈夫正在报刊上连载的小说《离散之群》成了不幸的先兆和隐喻。家中被炒，一塌糊涂。对丈夫的忧心和挂念，使得“我”决意去给丈夫送衣服，结果却备受刁难和凌辱。“我”试图打通关节，同样困难重重。噩梦连连，同事讥讽，加重了“我”的精神苦难。她去狱中探望丈夫时监狱里传出的话是“把这里的惨痛宣布到世界去吧！”使她得到了鼓舞。这篇《狱外记》如其题名，主要不是写入狱人的苦难，而是写狱外人的精神苦难。作品有这样的心理描写：“和勃别离时，月儿正像一把明亮的镰刀。夜夜，我望着她那逐渐发胖的脸已经是皮球一样的滚圆了。而我却正和她相反：逐渐消瘦了。我那红润的、丰满的脸，已在开始苍黄、凹陷。到月缺时，我的脸是否能再恢复原形原色呢？”此处既有苦难对她的精神折磨的外在反映，也有着经过苦难磨砺后内在的些许平和。她虽然觉得丈夫的宁死不屈可能会给自己和全家人带来噩运，甚至为此惊恐，但她马上反驳着自己：“然而，勃做错了吗？难道他的行为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她对狱内的丈夫的肯定，亦是对狱外的自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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